长春堂的旧社会的艰苦岁月

民国初年，国力衰弱，列强军阀争战不已，洋货日货充斥市场，当时日本的祛暑药“仁丹”和“宝丹”在中国大肆宣传，大量倾销，几乎每个城镇的大街小巷都贴有仁丹广告。 为了抵制日货，长春堂当时掌柜张子余先生和药师蔡先生通力合作，在原避瘟散的基础上开发出紫、绿、黄、白四种不同颜色新剂型的避瘟散，可以针对不同症状、不同病人，使用不同颜色品质更为完善的避瘟散。　这种避瘟散是装在一个八卦形的小盒内，打开盒盖，用指头蘸上一点往鼻孔里一揉， 深吸气，立即感到一股清凉气息由鼻而入，沁人肺腑，周身舒畅、清爽。避温散也可以用水冲服。与此同时，他们还完善了与生产配套的印刷厂，专门印刷包装纸、使用说明和宣传广告，开设了铸造锡制八卦药盒的生产车间，形成了采购、制造、包装、销售一条龙的生产规模，有效地抵制了日货，占领了市场。 30年代时，年产量达到了250万盒，不仅行销国内，还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打开了销路。那时遍布京城的大小百货店、小杂货铺、茶叶店等都代售长春堂的避瘟散。长春堂在山西太原、天津等地开设了分号，并在前门外鲜鱼口一带开设了棺材铺、纸店、油盐店、百货商店等***八家商店，这时期的长春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七七事变，北京沦陷，长春堂的经营也陷入困境。日本人限制长春堂避瘟散向外省市的邮寄业务，迫使其生产骤减至64万盒。 日本人得知长春堂资本雄厚，便再三地打它的主意。长春堂掌柜无端受到日本宪兵绑架、勒索，再加上1942年不慎失火，解放前夕的长春堂难以维持。解放后，长春堂获得了新生。店址两次搬迁，由鲜鱼口原址迁到了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