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人集体遭李劼批判事件的文章概况
皇城催生“疯子诗人”北京文学毫无先锋性？
该文开篇即将矛头对准在多数人眼里颇具时代意义的80年 代《今天》诗派，认为那批先锋诗人，“只要在诗歌话语上一夸张，并且夸张一成功，一见效，马上就会产生皇权在手皇袍加身的幻觉，从而下意识里感觉自己变成 了皇上”，而这一问题的源头在李劼看来，是北京这座城市根深蒂固的皇城传统。“历史上既有过争相抢吃袁崇焕血肉的情景，又有过义和团作乱的案底。一朝一朝 的皇帝在皇城里轮着坐龙庭不知坐了多少年，这个城市没有毛病也要被坐出毛病来。”基于此，李劼认为北京绝对是个疯狂的城市，吸引和催生了一代又一代怀揣帝 王心态的人物。但另一方面，“北京的诗人和入主北京的革命家一样，被这个城市的皇权意识困扰得苦。”所以毫无意外，在李劼的描述中，当年的《今天》诗派， 除了远在福建的舒婷，几乎每个诗人都成了夸张癫狂的“疯子”。
芒克成为喜欢混江湖、善于逢场作“领袖戏”的“诗歌皇帝”；海子 成了需要用自杀来证明自身地位的“诗歌王子”，最终被“皇权为里文化为表的大而无当的狂想送上了铁轨”；顾城是有着冷酷心肠、被女人宠成皇帝的典型北京男 人；北岛则成了被皇权意识灌输得昏天黑地不可开交、盼着西方为自己加冕诺奖皇冠的“诗歌金丝鸟”，作者最后还强调“希望北岛能够忏悔自己的这种皇权情结”“倘若北岛需要什么治病良药，那我建议他去向阿城讨教讨教，如何做个普通人，如何建立平常心。”
通过以上对中国诗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的剖析，李劼进而否定了《今天》诗派和整个北京城在80年代文学上的先锋性，“《今天》诗派从根子上说，与其说是先锋诗派，不如说是一批最早的极权话语和话语权力的反对派，或者说挑战者。”“北京先锋诗人的这种心理症结表明了，这个城市在骨子里根本不具备文学的先锋性”。李劼认为，80年代的北京，正处在文化嬗变的阵痛之中，完全不足以形成先锋意识。
大院文化是新型八旗文化 王朔是皇民自觉的产物？
文章接着转移到了有大院文化背景的王朔、刘索拉等人身上。李劼首 先对王朔予以了肯定，“比起《今天》诗人们的疯狂和荒唐，北京作家里头的王朔，反倒显得正常和可爱。虽然王朔有王朔的不足，但他毕竟在心态上相当健康。” 除此之外，王朔身上流露出来的平民意识和民间智慧，也是打动李劼的关键，李劼写道“他骨子里从来不放大自己。他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没有必要扮演什么 大人物。”
在作品中同样闪烁着民间智慧的莫言，似乎并未得到李劼的认可，“虽然从小说美学上来说，莫言的小说似乎更加具有先锋意识，但莫言的小说在文化内涵上，通常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这个可怜的乡下孩子无法让自己的小说感觉建立在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上”。
王朔之所以能够超越莫言，在李劼看来，主要是王朔足够清醒，从来 不会把自己玩懵掉，另一京派作家王蒙就不同了。“王蒙的拒绝崇高，不是王朔式的民间智慧，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小聪明，一种面对极权时做出的十分精 致的规避动作。”李劼更是不留情的写道：“王蒙骨子里是个十分搞笑的人物。虽然在关键时刻，他也表示过良心和良知，但他从来不放过搞笑的机会。”
在赞扬了王朔作为皇城知识分子弥足珍贵的平民意识和民间智慧后， 李劼又转而揭开王朔大院文化背景下的弊病和所受的限制。他将大院文化比作北京新型的八旗文化，这种文化是权力话语的一种形式，而且通常是隐藏在权力背后的 话语，而不是权力本身，是一种狐假虎威式的文化。因此，被大院文化熏染出来的作家，很难建立自由的平民心态。据李劼分析，王朔虽具平民意识，但其并非是自由的产物，而是一种皇城里皇民的自觉。
同样浸淫大院文化长大，女作家刘索拉就没有被先扬后抑的运气了，李劼单刀直入痛批刘索拉“智商不高”，以“大院文化培养出来的唯我独尊、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心态在纽约扮丑。
作家刘恒更是“惨重”。李劼毫不隐晦的指出，“说到小人，我想到那个叫做刘恒的北京文人”，他认为虽然王朔小说带有大院文化的痕迹，但北京作家的大院腔 调，最为典型的并非王朔，而是刘恒。“用农民的饥饿和农民的精液唬人，他那种痞子腔调的来源，恰好就是北京大院。动不动就以农民代言人，或者其他哪方劳苦 大众代言人的面目出现。”
针对王朔及北京大院文化的批评，有关当事人的回应，李劼在接受凤凰文化采访时透露，王朔非但没生气，反而很高兴，他的表态是“李劼是朋友，他的批评都是有话直说。”
李陀是当代文化阿Q 已成中国文坛最可笑可怜人物？
相比其他北京文人，李劼似乎对李陀情有独“恨”，他用了单独一个章节，可谓大篇幅地对其进行了揭露、挞伐，从身世之谜到混迹文坛到婚恋轶闻统统诉诸笔端，如徒手剥笋般层层推演，最终将其归纳为一个“当代文化阿Q”。
李 陀先是一阵见血地指出，“在80年代北京文学圈里，甚至在整个中国文坛上，找不出一个比李陀更活跃比李陀更可笑比李陀更可怜的人物来。”接着曝出李陀北京 革命者家中保姆之子的身世，继而将其一生的纠缠都归结为这个身世为其带来的逻辑困惑。在李劼的描述中，李陀的这一身份逻辑相当扑朔迷离、迂回缠绕，“既是佣人的儿子，或者说奴隶的孩子，但从理论上说，又是主人的儿子，即翻身当家作主说法上的主人。相反，收养他们的那家主人，在理论上却是人民的公仆。李陀是作为仆人的主人家的一个作为主人的仆人的孩子。”
基于这样的身份困惑，李劼认为李陀其实一开始就是边缘人，但是他又“处在了中心得不能再中心的城市里，中心得不能再中心的生活圈子里。”李劼分析道，“李陀没有选择脚踏实地，而是一心一意地把自己塑造 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公子哥儿，不顾自己作为一个边缘人的种种尴尬，吃力不讨好地但又不屈不挠地向话语中心挺进，扮演执掌话语权力的角色。”在李劼看来，李 陀的投机行为，为他制造了“文坛领袖”的幻觉，他依靠玩票，“可谓一帆风顺，顺到了不需要写作任何作品，便可在文坛上教导这个，开导那个的地步。”
90年代的李陀，在李劼笔下更是彻底迷失了方向，彻底迷失了自己。“在80年代已经够混乱的那个逻辑角色，到了90年代变成了更为混乱的一个在中国的美国人和在美国的中国人。”至此，李陀的身份完全模糊、角色彻底紊乱。
李劼将此时的李陀比作阿Q，“阿Q们经过一次次历史事件的洗礼，已经狡猾到了一面吃着赵太爷的饭，睡着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一面骂着赵太爷的霸权主义，批判秀才娘子宁式床的荒淫无耻。”这种进化，被李劼视作文化的沦落、人性的扭曲。
最后，李劼充满感慨地写道，“他本身作为一个当代文化阿Q，一个具有难解难分的中心话语情结的边缘人，一个弄不清自己到底是主人还是仆人、到底是身在美国心在汉的美国永久居民还是娶了美国教授的中国男人的逻辑谜语，对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来说，也已经相当的意味深长了。”
史铁生是北京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栋梁型作家？
李劼并未对北京的文学人物进行地毯式全面轰炸，他盛赞史铁生、郑义、李锐，尤其是对史铁生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褒扬。“史铁生正好跟李陀全然相反，从平民中来，到平民中去，从来没有扮演过任何跟自己身份完全不相干的角色。”
文 章将史铁生描述为北京作家中最有代表性的社会栋梁型的作家，他除了继承了老舍笔下描绘过的那种纯朴善良外，还具备天然的济世心肠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他们要为社会，为他们所生存的那个世界，为他们所关切的芸芸众生，做点什么。而且，纯粹是义务劳动性质，不需要任何回报，只要满足于自己的良心和良知即 可。”李劼接着论述了史铁生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这种兼济意识再热切，也没有丝毫救世主的感觉。
他还着重提到了史铁生的作品《命若琴弦》 ，称它是“新潮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绝无仅有的杰作。”
此外，作者列举了一些自己与出自北京的同为文学评论家的钱理群、谢冕、陈平原、汪晖、黄子平等人的往来事例，概述性地对他们表达了欣赏，但李劼困惑于这批人“从来不对新潮小说和先锋诗歌作出评论。他们宁可钻进故纸堆里，也不对同时代的文学发言。”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文末着重赞赏了唐晓渡，虽然他知名度相对并不高，但“说到唐晓渡，我联想起的总是诸如乔治。奥维尔，或者捷克的哈维尔一类的人物。”“在北京的文化圈里，唐晓渡的学养和人品，很难找出能够与之媲美的另一个。”李劼在最后表达了自己对唐晓渡的期许，“我一直认为晓渡是有实力写出惊世之作的。他虽然已经写了不少，但我依然还在期待着。”
李劼回应：我不怕得罪人 北京皇权文化景观十年未变
此文在网上一经公开，即招来强烈反响，声援、质疑不断。有人认为李劼不曲随不苟同，犀利敢言，痛快淋漓地为中国文人诊了一把脉；有人认为仅为一家之言，聊作八卦一读，勿太当真；有人认为通篇充斥主观偏见，论据不足，揭私行为可谓文坛“狗仔”。
著名作家陈村在个人微博上发声，称李劼是个文化异类，“不从俗不势利，说小是固执己见，说大点是赤子之心。”“纵横捭阖的批评得罪了不少人。但我想，他无权无势没杀伤力，无非一家之言，无非不看门第品级。”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则表示，李劼只是把精神分析发挥到了极致，虽犀利无比，但本身也是一种想象，“不能太当真”。
北京籍作家解玺璋在看过之后表态，“对李陀、王朔、史铁生的评论都相当准确，特别提到陈染，感觉很好，现在的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陈染的贡献和价值。”
网友@domanda称，“可惜没有什么意义，不着重点，对着空气用手拍苍蝇。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学传统始终不是从文学开始的，是从对人格的表达开始的。可是为什么不能承认我们人格其实都没什么高尚的？”
针对这些争论，李劼向凤凰文化做了独家回应。他承认此文并非考据式的历史钩沉，而是对八十年代乃至当今的中国文坛及其人文景观的扫瞄，“虽然其中不乏调侃，而骨子里是相当严肃的。”李劼表示，自己只是从个人角度记录下那段历史。
在被问及是否因此得罪不少圈内人士时，李劼回应，“得罪不得罪人，跟我没关系。那是被评论者的反应”。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直抒胸臆。
关于2001年的旧作被发现并引起轰动，李劼阐述了自己的看 法，“十多年前李劼眼里的北京文化景观如此，十多年后李劼眼里的北京文化景观依然如故。这不是李劼没长进，而是那个景观没变化。”“也可能是当年脱口而出 的一些感受，不幸而被言中。那也不是我太有先见之明，而是我看到的人物太不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