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大老憨

韩德魁是六十年代中期我小学时的同学,大家随着“韩”字的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老憨”,意思不是说他憨厚,而说他傻乎乎的不怎么精明。

 六十年代那会儿,农民的孩子想离开农村,只有两条路可以融入城市,一是参军,二是升学,可是有几个普通农家孩子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啊。

 我们小学毕业考试的考场设在我所在的中心小学,全公社八所小学的应届毕业生,几百名考生的准考证号混合在一起,统一编排座位参加考试。说来也巧,我和德魁的考号居然被排到一张桌子。考试前一天傍晚,韩婶得知我和德魁排在一张桌位上,急匆匆地找到我,拉着我的手,还没开口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了下来,哽咽着对我说:“德魁这孩子他爹死得早,他爹临咽气时对我说:日子不管多难,一定要让德魁好好念书,将来也能有个出息!我把他拉扯这么大不容易,你别看他傻乎乎的,可就是心眼儿好。都怪我,光顾着让他帮我下地干活,耽误了他学习,这回考试你无论如何也要帮他,德魁今后的命运就看你了!”说着竟“呜呜”地哭起来。我的心震颤了,我知道这泪水里有韩婶儿的自责,还有母亲对儿子前途的期盼……

 我感到这份嘱托比泰山还要重!

 想到德魁没少帮助我到菜园翻地、除草,还经常和我一起去水井帮我抬水干家务活。看着泪流满面的韩婶儿,我心里既难受又担心,思想经过一番折腾后,我暗下决心,不管有多危险,这关键时刻一定得“拉兄弟”一把,我豁出去了!

 考试那天,我们早早的来到学校,列队集合听校长宣布考场纪律。然后按照自己的考号进入考场。那阵势真是戒备森严、“杀气”腾腾,令人心悸。教室外面每隔十几步,就有一个老师站岗,教室里还有两名老师监考;他们的面部表情都严肃得像冰块上挂了一层霜。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山里娃娃紧张极了。想到这次考试关系到能否考进县城中学,若能考进县城中学,就意味着我们这些农家子弟为进城向前迈出了第一步。想到这,我的心里就像揣了个兔子似的“咚咚咚”地跳个不停,手心也出了一把汗。我用眼睛的余光偷看坐在我左边的德魁,嘿!人家像没事人似的,背着双手,腰板儿直溜溜地坐那儿听监考老师一条一条地宣布考试纪律。我心里暗暗佩服,这家伙真沉得住气,面临这样的大考不慌张,看他那份沉稳劲儿还行,看样子能发挥出他的潜在水平,我多少有点放心。

 预备铃声响过,两个斜背着步枪的民兵把考试卷子送进考场。监考老师当众启开封条,两个老师仔细的把考题用粉笔抄写到黑板上。

 看到黑板上的考题,我心里暗自欢喜,可以这么说,这些考题对我来说,那简直是“张飞吃豆芽儿——小菜一碟”。

 铃声再次响起,监考老师宣布答题正式开始。屋子里静得出奇,只听见笔尖在纸面上划动发出的“沙沙”的声响。

 第一场考数学,五道大题,最后一道是四则混合运算应用题;大约十几分钟左右,五道题我就全答完了。仔细检查一遍,没有问题,心里的石头也落地了。

 这时,我又偷着看看身边的德魁,只见他第三道考题已经抄到卷子上,他手里拿着笔来回比划,就是不下笔。糟了!我心里一紧,我知道他被卡住了。你说说这个“大老憨”,这道题前几天老师带着我们还反复练习过,这次只是换了个方式,就不知道咋弄了,这关键时刻怎么能掉链子啊!

 阳光透过窗口射进教室,那阳光照射的位置明显向东移动了一大块,我知道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为德魁着急啊,我心里的那只兔子几乎要从胸口跳出来了!

 我装作思考答案的样子,偷偷地观察监考老师,机会终于来了,老师从我的身边向前走去,刚好背对着我们。我把试卷向德魁那边推了推,装作打哈欠,用左胳膊肘轻轻碰了碰德魁,提醒他看我卷子的答案。

 这个“木头”竟然毫无反应,急得我心头的火苗快窜到头顶了!

 只见他还在那儿拿着笔来回比划,好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趁监考老师转身的档口,我又把卷子向德魁那边推了推,用胳膊肘狠狠捅了他一下,示意他快点儿看我卷子的答案。

 这回“木头”动了,只见他抬起头,看着黑板,看了一会,轻轻地摇摇头,便伏在卷子上写起来。擦了,再写,哎,又擦了,又写……

 铃声又一次响起,时间到了。

 离开考场,我拉着德魁跑到僻静的地方,问他为什么不看我的答案,我说:“你若考不好,你叫我怎么向韩婶儿交代?”

 德魁看看我,憨厚地笑了笑,说:“俺娘已经告诉我了,谢谢你的好意!可我觉得,诚实比分数更重要!再说,我不能因为这个连累你!你考好了,我心里一样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