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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易经》的解读

孔子学习过《易经》,并且以《易经》教育学生.。这是有案可查的。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孔子到了晚年，特别喜欢《易经》；二是，不是一般的喜好，而是反复学习、把玩，以至简册的绳子断了三次。进一层的问题则是，孔子为什么如此喜欢《易经》？他对《易经》又是如何解释的?

关于这个问题，从《论语》中的两条资料可以找到一些信息。《述而篇第十七章》说：“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为什么要到五十岁才学易呢？联系到他在总结自己一生修养过程时所说的话,“五十而知天命”（《为政篇第四章》），就会知道，五十岁是孔子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即“知天命”之年。这两句话是在不同时期说的。前一句话是五十岁以前说的，后一句话是五十岁以后说的，但两句话都以五十岁为一个重要时期。古人活到五十岁，就算是老年了，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这说明一个人活到五十岁很不容易。孔子说这句话的时候，显然将学习《周易》看成是一种很严肃的事情，认为只有到了人生阅历和知识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学习和解读《周易》。“五十”只取其整数，代表一个阶段，并不是只有等到五十岁这一年才开始“学易”。他在总结其一生修养过程时所说的话也应如此理解。

问题是，这两句话都提到“五十”，而前一句话是讲“学易”，后一句话是讲“知天命”，二者究竟有没有联系？如果有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这正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事实上，二者有非常重要的联系，其关键便是“知天命”的问题。所谓“学易”而后“无大过”，其实际意义就是“知天命”之后可以“无大过”，因此，“知天命”才是关键。在孔子看来,《周易》正是讲“天命”与“知天命”之学，也就是“天人之际”的学问。

《周易》本是占筮之书，其中便有天人关系问题。原始易经中的天人关系，主要是人神关系，人类的吉凶祸福，由天神决定，筮者起沟通人神的作用。但是，经过孔子的解读，天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他的言论中，虽然还保留着宗教神学的内容，但在更重要的问题上，已经将天解释成有生命的自然界，而不是至上神。这同当时天道观的演变有密切关系。孔子便是这一变革中的重要人物。

《论语?述而》记载：“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三十五章)古人遇到各种事情，都要祈祷，的ao 这是很寻常的事。孔子病重，学生子路请求祈祷，这也是很平常的。但是，孔子竟然问道：“有这回事吗?”这就有些不寻常了。这是以一种怀疑的口气问话，实际上正是对传统宗教观的怀疑。当子路回答说，有这回事，并引用诔文“祷尔于上下神祗”来证明时，孔子又说：“我祈祷已经很久了。”这究竟是相信有神还是不相信有神?从这句话很难找出直接的结论。如果说有神，为什么不通过正式的仪式去祈祷呢？如果说无神，为什么又说“我祈祷已经很久了”呢？但是在这两句话中，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孔子并不主张举行祈祷仪式，而仪式是宗教神学中最根本的要素之一。如果说孔子真的祈祷过了，那也只是在心中祈祷罢了。心中祈祷和正式祈祷是大不相同的，不仅别人看不见，就是天神(如果相信有天神的话)能不能接受，也是有问题的，如果再联系到孔子开始的问话“有诸？”，问题就更大了。

总之，从这两句看起来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谈话中，能够看出孔子思想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对天神从怀疑到否定的转变。这个转变与他对《易经》的解读是分不开的。这也正是孔子何以将“五十读易”与“知天命”联系起来，并以“无大过”为其诉求的真正原因。《易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正是讲“天人之际”的问题，而“天人之际”正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原问题。只有在这个终极性的问题上得到根本解答，才能避免犯重大错误。孔子在五十岁之前，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而在五十岁之后，特别是到了晚年，才体会到人生自由的乐趣。

这不是说，孔子五十岁以前没有接触和学习过《易经》。像孔子这样很早就博学多识的人，如果说《易经》不在其学习之列，是说不过去的。正因为如此，有些学者对“五十以学易”产生了怀疑，有人将这句话改为“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冯友兰先生语）认为“易”字为“亦”字之音误。我认为，孔子的这句话似乎有更深的意义。对《易经》可以有不同层面的学习，有从占筮、数术层面的学习，有从人生意义和终极关怀层面的学习。孔子所说，很可能是后一个层面的学习。这实际上是人生学习过程中的一次超越，意义非常重大，因此不能等闲视之。

孔子的“知天命”，不是解决一般的吉凶祸福一类的问题，而是寻求人生的真谛，解决人生终极意义的问题。他要为人的德性建立超越性的形上基础，但又要依靠人自身的修养去完成、去实现，这就关系到天人关系的问题。所谓超越性的形上基础，已不是指主宰一切的天神，而是创造生命和价值的自然界。这就是孔子的天人之学，也是孔子的“知天命”的意义所在。孔子对于人的实际命运是关心的，但命运是不可改变的。面对不可改变的实际命运，人是不是无所作为呢？或者还有更重要更伟大的使命呢？孔子认为，后者才是人生追求的最终目的，人生的意义和幸福在此而不在彼。这样，“命”在孔子的学说中便有两重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命定之命，如“富贵在天，生死有命”之类。还有君子所行之“道”能不能实现的问题，也归于这一类，因为这也是人力无法改变也，如“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不行也与？命也！”之类。第二层含义则是“天道性命”之命或与“性与天道”相关连的命，也就是“知天命”之命。这是与人的德性及其修养有关的，也是人能够自我把握的。君子所行之“道”即便在实际上不能实现，但仍要坚持，因为这是人的生命所负有的神圣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天命”。当两种命发生冲突的时候，毫无疑问要选择后者，这就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的真实含义，也是他提倡“义以为上”的意义所在。从命定、命运的层面上说，义与命是分离的，不从命而从义；从“性与天道”的层面上说，义与命是合一的，从命便是从义。

这是不是一种矛盾呢？人生本来就处在矛盾之中，看人是如何处理这些矛盾的。孔子和儒家将物理层面的因果必然性一类的问题归于命定论，而将价值层面的自由问题归之于天命论，这是一次重大的哲学突破。但是，孔子不像西方哲学家那样，由此建立二元对立的两个世界，他始终承认只有一个世界，人的生命也在一个世界之中，只是分出不同层面，在解决人生问题上有所侧重、有所选择（有人如芬格莱特等学者认为，孔子和儒家学说中没有“选择”理论，我认为是不够确切的）他将这种选择看作是生命的终极关怀，并且以求得二者的统一（德福一致）为最终理想，即最终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当历来被崇拜为神圣主宰的天发生了动摇，并且被还原为创造生命的自然界之后，《易经》中的占筮之学就被孔子理解为物理层面上的生活问题，虽然也很重要，但是比起更高层面的“性与天道”的问题，就降到次要地位了。“性与天道”和“知天命”的问题，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关于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问题，我另有文章讨论，我认为，孔子是有“性与天道”思想的）。但是在孔子看来，这个问题就在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心灵超越之中，在人文教化与生活实践之中，因而又不是纯粹形而上的问题，不能用纯粹形而上的语言去说明。这样，如何理解“道”与“艺”的问题，就成为孔子一生为之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了。“五十以学易”与“五十知天命”的问题的提出，与此有直接关系。

关于占筮与德性的问题，从《论语?子路篇二十二章》有如下的记载：“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这是现有文献中关于孔子直接读到占筮问题的唯一的一条材料，涉及到《周易》中的恒卦。孔子先引用南方人的一句话，“人而没有恒心，是不能作巫医的”，接着说道，“这话说得好啊！”最后，他又引用恒卦九三爻辞的话，“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即不能保持恒久的德性，则可能受到羞辱，接着断然作出结论说，这样的人，是用不着占筮就能知其结果的。这虽然是仅有的一条材料，但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是很重视“德”的，他认为，有些事情不用去占筮，只要看看一个人的“德”如何，就能够知道结果了。

这虽然只是一个具体事例，但从孔子的论述能够看出他对《易经》的态度和解读方式。孔子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篇第六章》）实际上就是讲天人关系问题的。有人将孔子所说的“道”仅仅理解成“人道”而与“天道”无关，认为孔子只重视“人道”，而不重视或关心“天道”。这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在 孔子是不是重视“天道”，而在于孔子是怎样理解“天道”的，在这个问题上今人有很多理解是有偏差的。

真正说来，孔子所说的“道”，既包括“天道”，又包括“人道”，是天人合一之“道”。但就其本源而言，首先是指“天道”。只有这样理解，“据于德”与“依于仁”才能有所依据，这是从“天道”到“人道”的贯通。至于“游于艺”，则主要是讲“人道”即人文修养与礼乐教化方面的事，是从“人道”到“天道”的贯通。其中，又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指礼、乐、射、御、书、数之教即“六艺”（何晏《论语集解》该章注）；一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教，亦称之为“六艺”（见司马迁《孔子世家》，后来称为“六经”）。“六艺”之说起于汉代，但是它所包含的内容，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有了。上述两个层面的内容，相当于后来所说的“大学”与“小学”（只是“相当”），有初级，高级之分。这也是孔子教育学生的主要教材。在“六艺”中，有“易”的内容。礼、乐、射、御、书、数中的“数”可能包括象数，象数就是指《周易》而言的。但孔子虽然吸收了《周易》中的象数，并以此教育学生，却并不止于此。他将象数原理运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从中发展出数学计算的方法，运用在“料量平”、“会计当”等实际工作中。更重要的是，“六艺”（即“六经”）中的《易》，是孔子最重视的。孔子通过对《周易》的解读，建立了最早的“天人合一”之学，这就是“道、德、仁、艺”之说，也就是子贡所说的“文章”与“性与天道”之学。其实现“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根本方法就是“下学而上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