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的释义
（1）太史公：司马迁自称。此注释前太史公均指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二人均官至太史令，汉代的官职有太史令无太史公）
（2）先人：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3）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武王死时，成王尚年幼，于是就由周公摄政（代掌政权）。
（4）《易传》：《周易》的组成部分，是儒家学者对古代占筮用《周易》所作的各种解释。
（5）《春秋》：儒家经典，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
（6）本：以……为本，遵奉。为动用法。
《诗》：《诗经》，儒家经典之一，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书》：《尚书》，儒家经典之一，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
《礼》：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三书的合作。
《乐》：儒家经典之一，今已不传。《易传》、《春秋》、《诗》、《书》、《礼》、《乐》，汉时称“六艺”。
（10）壶遂：人名，曾和司马迁一起参加太初改历，官至詹事，秩二千石，故称“上大夫”。
（11）董生：指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
（12）孔子为鲁司寇：前500年（鲁定公十年），孔子在鲁国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和大司寇，是年五十二岁。司寇，掌管刑狱的官。
（13）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禹、汤、文王。
（14）阴阳：古代以阴阳解释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凡天地万物皆分属阴阳。
四时：春、夏、秋、冬四季。
五行：水、火、木、金、土等五种基本元素，古人认为它们之间会相生相克。
（15）牝牡（pìn mǔ）：牝为雌，牡为雄。
（16）指：同“旨”。
（17）弑（shì）：古时称臣杀君、子杀父母为“弑”。
（18）社稷：土神和谷神。古时王朝建立，必先立社稷坛；灭人之国，也必先改置被灭国的社稷坛。故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19）伏羲：神话中人类的始祖。曾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据说《易经》中的八卦就是他画的。
（20）尧：传说中我国父系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
舜：由尧的推举，继任部落联盟的领袖。挑选贤才，治理国家，并把治水有功的大禹推为自己的继承人。
（21）《尚书》载之：《尚书》的第一篇《尧典》，记载了尧禅位给舜的事迹。
（22）汤：商朝的建立者。原是商族的领袖，后任用贤相伊尹执政，积聚力量，先后十一次出征，消灭了邻近几个部落。最后一举灭夏，建立商朝。
武：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继承文王的遗志，率部东攻，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大败商纣王部队，建立周朝。
（23）诗人歌之：《诗经》中有《商颂》五篇，内容多是对殷代先王先公的赞颂。
（24）三代：夏、商、周。
（25）符瑞：吉祥的征兆。汉初思想界盛行“天人感应”之说，这被称为“获符瑞”。前122年，汉武帝猎获了一头白麟，于是改年号为“元狩”。
（26）封禅：帝王祭天地的典礼。秦汉以后成为国家大典。封，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禅，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出一块场地祭地。
（27）正朔：正是一年的开始，朔是一月的开始；正朔即指一年的第一天。古时候改朝换代，都要重新确定何时为一年的第一个月，以示受命于天。周以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秦以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汉初承秦制，至前104年（汉武帝元封元年）改用“太初历”，才用夏历的正月为岁首，从此直到清末，历代沿用。“改正朔”即指此。
（28）易服色：更改车马、祭牲的颜色。秦汉时代，盛行“五德终始说”。认为每一个朝代在五行中必定占居一德。与此相应，每一朝代都崇尚一种颜色。所谓夏朝为水德，故崇尚黑色；商朝为金德，故崇尚白色；周朝为火德，故崇尚赤色；汉初四十年，汉人认为自己是水德，故崇尚黑色，后经许多人的抗争，到武帝时正式改定为土德，崇尚黄色。
（29）穆清：指天。
（30）重译：经过几重翻译。喻远方邻邦。
款塞：叩关。
（31）遭李陵之祸：李陵，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代名将李广之孙，善于骑射，汉武帝时官拜骑都尉。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出兵三路攻打匈奴，以他的宠妃李夫人之弟、贰师将军李广利为主力，李陵为偏师。李陵率军深入腹地，遇匈奴主力而被围。李广利按兵不动，致使李陵兵败投降。司马迁认为李陵是难得的将才，在武帝面前为他辩解，竟被下狱问罪，处以宫刑。这就是“李陵之祸”。
（32）缧绁（léi xiè）：原是捆绑犯人的绳索，这里引伸为监狱。
（33）西伯拘羑（yǒu）里，演《周易》：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时，把上古时代的八卦（相传是伏羲所作）推演成六十四卦，这就是《周易》一书的骨干。
（34）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曾周游列国，但到处碰壁，在陈国和蔡国，还受到了绝粮和围攻的困厄。其后返回鲁国写作《春秋》。注：孔子一生曾有厄于陈、蔡及作《春秋》二事，但史公一定要将二事联系起来，并说成因果关系，此其行文之需要。
（35）屈原放逐，著《离骚》：请参阅本编所选《屈原列传》。
（36）左丘：春秋时鲁国的史官。相传他失明以后，撰写成《国语》一书。
（37）孙子膑（bìn）脚，而论兵法：孙子，即孙膑，因受一种截去两腿膝盖上膑骨的膑刑以后得名。齐国人，曾与庞涓一起从鬼谷子学兵法。后庞涓担任魏国大将，忌孙膑之才，把孙膑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孙膑后被齐威王任为军师，著有《孙膑兵法》。
（38）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不韦即吕不韦，战国末年的大商人。秦庄襄王时，被任为相国，封文信侯。始皇即位，称吕不韦为“尚父”。他曾命门下的宾客编撰了《吕氏春秋》（又称《吕览》）一书。秦始皇亲政后，被免去相国职务，赶出都城，又令迁蜀，忧惧自杀。
（39）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代表，出身韩国贵族。为李斯所谗，在狱中自杀。《说难》、《孤愤》是《韩非子》中的两篇。
（40）《诗》三百篇：今本《诗经》***三百零五篇，这里是指约数。
（41）陶唐：即唐尧。尧最初住在陶丘（今山东定陶县南），后又迁往唐（今河北唐县），故称陶唐氏。《史记》列为五帝之一。
（42）至于麟止：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猎获白麟一只，《史记》记事即止于此年。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亦曾猎获麒麟，孔子听说后，停止了《春秋》的写作，后人称之为“绝笔于获麟”。《史记》写到捕获白麟为止，是有意仿效孔子作《春秋》的意思。
（43）黄帝：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史记》首篇即《五帝本纪》，黄帝为五帝之首，所以这样说。
此处提供的注释只有43条，笔者案边也有一本《太史公自序》注释本，校注王利器，据说是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史记选注》翻印的。该注释本为我们提供了255条注释。由于时间关系，恕不一一列举。 从前颛顼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伯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程伯休甫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氏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昂，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昂在殷地称王。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昂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职掌天文，不管民事。太史公有子名迁。
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过着耕种畜牧生活。年仅十岁便已习诵古文。二十岁开始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嶷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之礼；困厄于鄱、薛、彭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笮、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所以心中愤懑，致病将死。其子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拜见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做太史，就会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称道歌诵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一定要记在心上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细编纂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不敢稍有缺漏。”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汉朝的历法开始改用夏正，即以农历一月为正月，天子在明堂举行实施新历法的仪式，诸侯都改用新历法。
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清明之世，辨正《易传》，接续《春秋》，遵奉《诗》、《书》、《礼》、《乐》精义的人吗？’他的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讲：‘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做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春秋》这部书，上阐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纲常，分清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惩恶，尊重贤能，鄙薄不肖，使灭亡的国家存在下去，断绝了的世系继续下去，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是王道的精髓。《易》载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在说明变化方面见长；《礼》规范人伦，所以在行事方面见长；《书》记述先王事迹，所以在政治方面见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在风土人情方面见长；《乐》是论述音乐立人的经典，所以在和谐方面见长；《春秋》论辨是非，所以在治人方面见长。由此可见《礼》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乐》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书》是来述说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意的，《易》是用来讲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平定乱世，使之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要旨就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所以《易》中讲‘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渐进已是很久了’。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是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贼之臣紧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株守常规之事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如何灵活对待。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必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罪名。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晓《春秋》要义，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只因为不懂得《春秋》大义，而蒙受史家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言却不敢推卸罪名。如不明了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这部经典是礼义根本之所在。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
壶遂说：“孔子时候，上没有圣明君主，他处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义，当作一代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已经具备，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阐明的是什么呢？”
太史公说：“是，是啊，不不，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极其纯厚，作《易》八卦。尧舜的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商汤周武时代的隆盛，诗人予以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汉朝兴建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举行封禅大典，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关来，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心意。再说士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使大家都知道，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予载述，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著作呀，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于是喟然而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没有用了。”退而深思道：“《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而从黄帝开始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