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也鲁的自述

1931年我15岁时，姐姐托人把我介绍到安裕绸庄当学徒。我离开了家乡江苏常熟，高高兴兴地进了大上海。当时我的学名叫顾仁祥，工作后更名为顾忆椿。但是仅仅三个多月这家绸庄就停业了，不久我考进了三友实业社当练习生。在家乡时我读到小学毕业，进三友实业社后，我进了中华职业补习学校读夜校，还加入了中***的外围团体——“蚁社”。“蚁社”有歌咏组、“蚂蚁剧团”。“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是“蚁社”的组织者。我参加了蚁社的话剧组，记得我第一次登台是反串女角，在独幕话剧《压迫》中饰女房客。

1934年，我被调到“三友实业社”所属的“生生牧场”当职员，推销“生生”牛奶，还兼做收账工作。牧场给了我一辆自行车，作为收账推销专用。我就利用这部自行车，在抗日游行示威时负责做纠察。游行队伍要经过南京路，往往由我先去察看是否有巡捕阻拦。“生生牧场”老板知道我的行踪后把我叫到经理室，像审犯人似的要我老实交代最近一个时期在干什么。我在经理室跟老板论理，说抗日游行是每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老板色厉内荏，声嘶力竭叫道：“给我滚！”于是我便脱离了牛奶公司，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戏剧运动中去。1936年“蚂蚁剧团”排演夏衍、田汉等创作的《走私》、《毒药》和《号角》等独幕话剧。我在两个剧中担任角色，可是第一天“蚁社”公演，就来了许多警察，勒令禁演。沙千里是“蚁社”执行委员，职业律师，就由他出面向英租界当局抗议。

1937年8月13日抗战爆发。在隆隆的炮声和激烈的枪声中我骑着自行车到十九路军伤兵医院去服务。该院负责人之一李伯龙和主持医生郭星荪与我热情握手，称我“胆大包天，热血青年”。此时，上海许多戏剧、电影工作者都奔赴内地参加救亡演剧队，于伶同志将留在“孤岛”的部分话剧编导、演员组织成“青鸟剧社”，在新光戏院演出了《雷雨》、《女子公寓》、《日出》等剧。编导有欧阳予倩、许幸之、吴江帆、顾仲彝、朱端钧等，演员有蓝兰、夏霖、柏李、张可、舒适等。我也成了专业的话剧演员，参加了《雷雨》和《女子公寓》的演出，并改名为顾也鲁。

1943年，中华联合制片公司组织两场话剧演出，剧目是《江舟泣血记》。这是根据反英美帝国主义的话剧《怒吼吧，中国》改编的，原作者是苏联剧作家塞格·米海洛维奇。故事叙述20年代英国“金虫号”炮舰，载着一批美国和英国的商人来到中国，炮舰停泊在扬子江中。船上的人员上岸要中国民船摆渡，一美国商人不慎掉入江中淹死了。大不列颠舰长提出要绞死两个中国船夫作为惩罚，不然要把江边城市轰为平地。这激起了船夫们的抗暴斗争。

我在剧中演一个学生翻译。他仇恨帝国主义，同情船夫；因为官方的道尹不懂英文，他代表官方向舰长抗议。那天夜里在大光明电影院彩排，所谓观众，大部分是来审查的日本军官。我演的角色出场两次，第一次是随中国官员与大不列颠的舰长谈判；第二次出场，我站在船夫一边，领头呼喊：“打倒英美帝国主义！”船夫们要跟着我喊口号。可我却鬼使神差地脱口叫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扮演船夫的姜明、徐立、吕玉?等跟着叫了起来，“打倒日……”，忽然意识到不对头，但演员沉浸在剧中人物激昂的情绪之中，口号也叫得不齐了，有的叫“打倒日……英帝国主义”，有的叫“打倒日……美帝国主义”，在杂乱声中也点出了英美帝国主义，而日本的“日”字也似是而非，有意无意地夹在一起叫出来了。台上演员们脑子里很清楚：是我叫“错”了口号。台下电影公司的经理、制片人也在看彩排，他们听得也很清楚。

这场戏落幕后，导演李萍倩奔到后台，喘着气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吃了豹子胆啦！”其实我当时是下意识叫出来的。舞台上换景时，看彩排的日本人都到酒吧间抽烟喝咖啡去了。导演和演员们统一口径：万一日本人追问此事，谁也别承认叫错了口号。打这以后，我们一些演员总怕有一天新账老账一起算。

那时我们还想成立一个工会，遇到有困难的时候，大家能有个商量的地方。当时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工会，惟有话剧、电影演员没有。当年的舒适、严化、吕玉?和我都是血气方刚小伙子，我们向同行游说此事时，有人告诉我们，日本人正在注意我们的行动，劝我们别组织什么工会了。于是我们想，作为结义兄弟总可以吧。我们聚合十一人，义结金兰，以年龄大小为序：徐莘园、高占非、姜明、戴衍万、许良、舒适、顾也鲁、徐立、严化、黄河、吕玉?。成了结义兄弟后，大家常以过生日的名义聚会，有时在饭店，有时在咖啡室，互助交换生活和工作情况，谁有困难，大家出力帮助。

1948年“永华”的《国魂》开拍，聚集了刘琼、高占非、王元龙、乔奇、孙景路等上海的老朋友和重庆的大明星顾而已、陶金。而已与我都姓顾，两人相处甚笃。他跟我说：“香港不在国民党统治下，我和高占非想办个公司。”因为我学过财务，懂得独立制片的情况，他们希望我能一起参加。我喜出望外，答应放弃“永华”较优越的待遇，只要这边有口饭吃就行。

这天顾而已与我到瞿白音家，听夏衍先生的报告。这是个小型的叙谈会，参加的有叶以群、周而复、韩北屏、高占非、陶金等。顾而已向夏衍汇报了筹备“大光明影业公司”的情况，热情邀请在坐作家多写剧本给予帮助。叶以群答应了。不久他拿出剧本，片名是《野火春风》，由欧阳予倩执导。故事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写一个女艺人的悲惨遭遇和觉醒。这部影片在香港开拍，由舒绣文饰女主角方华，李露玲、顾而已、高占非和我参加了演出。不久我们又在香港筹拍大光明公司的第二部影片——顾而已与瞿白音构思的《水上人家》，资金由我管理。

正当《水上人家》开拍之际，上海物价飞涨，实在难以度日。我妻子买了飞机票，带着两个儿女来到香港，全家在九龙落户了。我考虑借“南洋片场”拍摄内景，每天租金要1000元，就跟导演商议，以外景为主，全片百分之七十的外景都在海上、渔港和山坡下实景拍摄。于是在香港长洲渔港我们租了两间陋屋，大家睡地铺，吃大锅饭。曙光未露，导演和制片乘渔船出海，驾狂风，顶暴雨，在怒潮恶浪中分镜头，布置拍摄场面。顾而已见此兴奋地说：“这种精彩镜头，摄影棚哪能拍得到！真是冒死也值得。”但是主要投资人看到所拍的戏都是破破烂烂、凄凄惨惨的场面，怕观众不喜欢，中途退出投资。没有钱搞后期工作，我们就在房间里剪接样片，向人借贷搞后期制作。《水上人家》放映后，香港进步报刊都给予推崇和鼓励。不少观众来信，希望“大光明”再接再厉，拍出更多富有现实意义的影片。

“大光明”第三部影片拍什么题材呢？当时正巧顾而已的弟弟顾尔镡去香港探望哥哥，他是个剧作家，而已和我请他就在探亲期间写一个解放军渡江的剧本。顾尔镡慨诺并立即构思，准备描写解放军渡江时，江畔村民参加战斗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取名《扬子江边》。可是在香港怎么能拍出解放军浩浩荡荡战斗的场面呢？于是顾尔镡建议说：“如果你们要拍短小精干的作品，可以考虑赵树理的作品《李有才板话》中的《小二黑结婚》。”

《小二黑结婚》描写山西老解放区刘家峡，当地有两个无人不晓的“活神仙”：一个是前庄的刘修德，凡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人称二诸葛；另一个是后庄于福的老婆，自称三仙姑。二诸葛的儿子小二黑，是刘家峡有名的漂亮小子，是个人人称道的好青年，反扫荡时打死两个鬼子，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三仙姑的女儿小芹，是个热爱劳动，聪明美丽的姑娘，深得村里青年人的爱慕。小二黑和小芹这对青年人相爱已有三年，可好事多磨，一直遭到封建思想顽固的二诸葛、三仙姑的反对，以及村里恶势力的代表人物金旺兄弟的破坏和阻挠。最后小二黑和小芹这对好青年历尽曲折艰辛，终于幸福地结合为夫妻。

“好！”顾而已看了小说后心中已拍板了。第三部影片仍由他导演，为了征得赵树理的同意，他急忙请已经回北京的欧阳予倩去找赵树理，请瞿白音改编剧本。结果他们都同意了，主要演员也定下由我饰小二黑，陈娟娟饰小芹，孙景路饰三仙姑，郑敏饰二诸葛。但是资金是个大问题，《水上人家》当时还未发行。

此时，我们每家人家生活都已拮据不堪。高占非回上海拍一部影片，想拿些钱好调剂生活；而已和我给长城影片公司拍《琼楼恨》，拿了点片酬，为的是度过这青黄不接阶段。“长城”老板知道顾而已的“大光明”皮包公司要拍《小二黑结婚》，有人才，却没有资金，便愿意投资百分之五十，以“长城”的摄影棚和工作人员作价为资本。初步协商，作为“大光明”出品，国外归“长城”发行，国内归“大光明”发行。我去请“金山航运公司”经理董浩云(即现在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之父)投资。董浩云跟我在20世纪30年代曾一起参加进步团体，是“蚂蚁剧团”的老友，他一听拍进步影片，慨然允诺支持，但要求不作为投资，也不挂名，因为他的“金山航运公司”与世界各国以及国民党占领下的台湾省都有业务往来，怕对公司业务不利。但对缺少的资金，他会尽量帮忙解决。

制片资金着落了，大家都很庆幸。可这时香港柯达公司经理跑来告知：香港政府有规定，“不论哪家电影公司，如果拍解放区的故事，一律不准出售胶片。”这个突如其来的规定，简直就是扼杀进步影片的屠刀。没有胶片，岂非无米之炊！还有香港的片场(摄影棚)，也不能租给拍解放区故事的影片公司。没有胶片，没有摄影棚，还拍什么电影？在这困难的当口，“长城”老板感到《小二黑结婚》的故事有票房价值，“大光明”人才出众，能拍出上乘的好影片。他表示仍愿以现金投资，并出了个主意说：“你们可以去租借拍粤语片的摄影场，他们管得没有那么严格。”

于是我即去专拍粤语片的“大观片场”，找场主任李化。李化是戏剧家欧阳山尊夫人李丽莲的哥哥，我跟李化说：“《小二黑结婚》是个恋爱故事，我们拍的是国语片。”李化睁一眼、闭一眼同意以拍粤语片为名，把片场租给“大光明”。柯达公司于是也不再追问是否拍解放区故事的影片，因此胶片问题也解决了。但是，影片中小二黑和小芹被坏人诬告押到区政府一场戏，区长办公室应挂毛主席像。李化看到了毛主席像，触动了他的神经。他怕特务捣乱，不同意挂。导演顾而已说：“不挂毛主席像，怎么能说明是解放区的区政府呢？”李化越听越不对头，原来你们拍的是解放区的故事啊！但是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他只能在大门口放哨，如果有特务来，即刻停拍。于是我们决定在夜深人静时，拍掉这场戏。

《小二黑结婚》的摄制，处处都是荆棘、坎坷。影片拍成后，有人到“大光明”找我，拿出他的特务身份证，要我交出赵树理。我哭笑不得，他哪里知道赵树理根本没有来过香港。他目瞪口呆了片刻，恶狠狠地向我示威：“你拍小二黑，当心脑袋搬家！”此话倒被他说中了，不久后，我们就将“大光明”整个儿“搬”回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