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医是怎么衡量什么药该用多少药量的呢？

中药离不开实践，至于汤剂的形成是伊尹之后，方剂的形成也是在不断尝试单味药的基础上开始尝试配合使用，比如内经里产生的十三方，还有最早的五十二病方。另外产生了七方、八阵二十二门等制方原则，最后产生比较成熟的君臣佐使的配伍结构。你提到的古代人研究中药、配置方剂的研究方法应该有很多种途径，从原始的口尝、亲身尝试到练习气功调息状态下体验药物的作用归经，如现不可考的《胎胪经》，就是在类似胎息状态下的道家内证体验，此外还有术数原理，从河图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术数里悟出的配药比例而研发出的六一散；以及直觉思维等的探索。必须要说明的是，方剂里的用药量是一个范围，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数值，这样，才可能为辩证论治和临证加减提供一个参考，而不是一张一成不变的处方。

以上为自己手打，下面提供一点发展史

另附一些资料，供您浏览参考：

方剂的形成发展：方剂形成很早，具体是何时，何人所为，尚不能查。从历料上看，方剂的发展至少在周以前，在发展药物治病后，积累经验，从单味发展为多味治病，在多味治病中逐步摸索出一些东西，知道了如何配伍治疗最好，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方剂形成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知识、工具，才能有方剂的产生，从生食到熟食，有这些条件为方剂的形成提供基础，在周休《礼记》“君有疾饮药，臣先偿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偿之”。可见当时已药煎后饮用，也说明当时人们对药有无毒性，尝不明了，故先用人偿之。《史记·仓公列传》及《流沙阴简》中见出有方，如长桑君教扁鹊以“禁方”，禁方乃自己的积累的方剂，不轻易传与人，扁鹊治病人假死时，用了“八 ”之剂和煮之，说明当时方剂已具备了一定的形式，也有一定的道理，证明这些方不将药物草率的堆切，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和目的，更主要证明了这一问题。在《内经》中，关于治疗原则、方法、方剂配伍组合的一些理论，都有很多记载，说明到了《内经》时代，方剂的理论已经成熟了，此处成熟并不意味完善，从开始到定形，已经把它当中经验的东西抽取出来，总结成为比较有系统的理论，所以说它是成熟的，在《内经》虽只记载了十个方，但这十三方还是相当原始的，有的还是单味药，有些方用药简单，从此可能会疑问，理论发展到这样地步，为什么没有方？因为古代著作，从《汉书·艺文志》中看出，它是分开的。《内经》是医经，有七家，经方比它多，有十一家，所以在《内经》中少，还有更多的，虽没传下来，但有记载，在那里已积累相当的资料，形成了理论，在此以后，更进一步是张仲景的著作，记载了相当多的方，有314方（除去重复及后世的附方），从方的数量、药的数量及剂型上，都说明在这一时期又有很大的发展。应特别指出的是，仲景方有它的特点，非常精练严谨，针对性强，换一药便是另一方名，加减一些剂量是另一方名，证有所不同，方便有了改变，而经过后人的研究，这些方的配伍当中，有相当的经验和道理，从方剂来说，它的立法、用药非常精练、严谨，针对性强，为我们后人学习和研究方剂提供了很宝贵的东西，后人不仅尊之为“医圣”，而且称其书为“方书之祖”。

从发病原因分析、探讨，对病因病机，隋代的巢元方《诸病源侯论》侧重谈病的发生、特殊症状，由于这样的发展，促进了临床各科的发展，促进了用药物治病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方就更多了，这是一方面，另一个是到了后来，在这些方书里有一些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是海外来的，如婆罗门，它不是咱们的名字，是南洋的，由于交通的发达，中外的交流，各种各样的文化、物产，也扩大交流，包括了外来的医药药方。在祖国医学的遗产中，包括了一个部分是吸收了外来的东西在里面，在这些外来的东西不是拿来的，而是融合起来的，是融合在祖国医学的系统里面，很明显，不仅善于吸收，而且善于有机地将其融合要一起也是中医的一个传统。

唐《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将他们能收集对的，经它们的选择加以分类整理，另外引用历代著作的理论，《内》《难》《伤》《金匮》《巢氏病源》等加以论述，还有一些他们自己 的，是现在可以看到的专门的方剂书籍，当中可以看出用药的精神与伤寒没有太大的变化，《伤》侧重用辛温，“寒为阴邪，伤人之阳，保护阳气”，用温热，这是现在可以看到的，《伤》的六经辨证，辨证论治，有理到法，从法到方，从方到药，理法方药全了，而这里着重谈方，这是主要的方书。《肘后方》比较简单，用药基本上跟《伤》精神没有太大的变化 ，是治疗表证，但已经用清热药与其配合，也开始有了一些清热解毒的方剂。从这里可以看到用药的发展，结合药物的发展，由于治疗中积累经验，由于药物的不断发现，使用药物的增多，使用药物的方法理论更加发展，到这时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方剂的形成发现，也有个“风格”的变化，最明显从宋代开始，习惯上讲金元四大家的学说，另外还有对药物理论的研究，从宋开始，对这个问题比较重视，从张元素开始研究，过去说药物的性味、归经、功用，但它为什么产生这些功用，为什么能归经，对这理论的阐发从宋开始。宋时战乱多，生活不稳定，病的情况比较复杂，对人体的影响也有了不同的变化，还有就是宋封建统治阶级对这也比较重视，知心民众，实质上是为了长生，讲究炼丹、服石，同时收集了民间各种有效方剂。从宋中叶开始，将药材作为封建统治的专利、专卖、垄断，随着医学的发展，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在这样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从整个医学的发展中，方剂也得了相应的发展，而由于方剂的发展，又促进了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发展。在医疗实践中，方剂的发展使得方法更多了，在这时期，辛凉解表的方剂开始形成，表里同治的方剂比较多见，《伤》仲景是先表后里，是非常严格的，表证先需解表，张也提到表里同治，辛温加辛凉的问题，如加石膏等，但这些方面的应用比较少，不像在宋代比较多，不仅是辛温与石膏等的配伍，而且发现的药物增多，也开始用辛凉解表的药物治疗，由病理、人的体质、人们对病的认识的深入，在用药上看起来味数多了，但它的主治配伍还是比较严格的，不是随便的加减，它还是有机的配伍，药多理不乱，由于对疾病的认识深化了，考虑的面比较全了。宋开始对过去的方进行了理论分析，成无已对《伤寒》进了解释，在《伤寒明理论》中讲了20多首方，完全用《内》的理论来解释，说明这方为什么能治这病，这方为什么这样组成，它的配伍的道理是什么，它内在药物与药物之间的联系有什么东西作了一些说明，从这以后方剂的理论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广泛了，对方剂理论分析的书籍多起来了。宋以来的方书多，不单是时代性问题，也由于印刷术的进步，书流传的比较多。另外，促使方剂的发展还有一个原因是温病学说开始萌芽，方剂的治疗方面的问题也有所不同，在温病当中强调的是阴液，特别强调的是救阴液、保阴液，与《伤》保阳气不同，保阴液并不是否定保阳气，救阴液也不否定护卫气，只是侧重面不所不同，由于接触的病接触的具体情况，具体实践的对象不同了，所以强调的侧重面不同了，正因为这样，促使了方剂的进一步发展。金元四大家在他们各自的学说当中，有它独特的发展，刘河间善用清热，他研究《内》结合当时的实践，认为病机十九条不出一个火字，“六气皆从火化，皆从热化”，主张用寒凉，用寒凉并不等于它不用别的药物治病，而是他有用寒凉治病中他在自己独特的经验，从理论到实践他有自己独特的经验，也就是在理法方药都有特长，如地黄饮子，不仅是寒凉的问题；张子和主张用汗、吐、下，人称“攻下派”；李东垣主张调脾胃，从脾胃立论，侧重五脏六腑的功能，以后天为本，认为人的饮食亦为气血，人体的营养从脾胃而来，先天所有的东西很有限，而人所伤，脾胃为主，创立了脾胃学说，同时创立了许多方，具有代表性的是补中益气汤，也就是在临床上提出的“甘温除大热”的问题，这对后来治疗内伤杂病影响很大，在这个学说上确有成就，除此之外，他也擅长治外科病；朱丹溪特别强调相火，他对相火的研究比较深，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一水不 二火（君相二火）或五火（五脏之火），主张滋阴降火，与其说其为滋阴派，不如说其为降火派，用一黄柏就是大补阴丸，从这一角度，他认为降火就是滋阴。四家各有特点，但本身的学说独特于一个面，并不局限于这一方面，它整个是从《内》《难》开始，到后世的一些著作，对药物的研究，四家学派的产生跟当时的药物研究有很大的关系，对药物的分析，比以前来说更加细致，这就给后来留下有用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学术之争，如果用得不恰当，也会造成一些坏处，偏执一见，在临床中都是错误的，我们要辨证论治，不能证病跟学派来生、按我的擅长来生，而应根据病人的病来分析、来治疗，对四家要有正确的认识，把其长处结合起来，不能抓一家，否定其他家，而就其本身的学说，也不是完全完整的，特别刚才提到的丹溪的降火滋阴的问题，张子和汗吐下三法，他认为治疗以攻邪为主，邪去正自安，实际上三法包括很多内容，常超出此三法的内容，正如我们讲八法，细分很多法，只是归纳起来而已，简单理解是不行的。

自宋以后，方书更多，论方剂理论的书如《医方考》，对《伤》方阐述的医家也很多。历史上最大的方书是《普济方》，《本草纲目》方剂也很多，它不仅阐述了一些方剂理论，对药的解释中论到方的理论。

方的理论在《内经》里很多，有一些是治则、治法，过去在名词上没有区分，现在我们对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治则指治疗疾病当中都必须遵循的东西，如在基础理论中，治病必求于本，正治、反治、标本、因时因人因地制宜，这些不管治疗那一个病，都需以此为原则来加以考虑。治法是针对具体证、具体病来进行的，法可分很多，***下有许多小法，把汗法说成解表法还是不恰切的，汗法中有许多方法来发汗，在《内》中就有不用药物的发汗法，“渍形以为汗”，可能用热水，可能用药煎，对虚人感冒，补中益气汤方歌中，“阳虚外感此方施”，通过扶正的途经治疗，现在有扶正解表，法有大有小，法针对性很强，有具体的对象，治法与所辨得的证应是相对应的，表证解表，表寒辛温解表，表热辛凉解表，是对应的，气虚外感，则益气解表，阳虚外感助阳解表，再小的一个方子都有它的治法；也可以包括几个法在里，泻下救阴时用大承气汤，黄龙汤既益气又补血，既有人参，又用当归，是补法加泻法。到了后世，邪实正虚可用扶正药加入，加用益气养血药，也可用清热滋阴药，或者益气滋阴同时用，这是从《伤》三承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感冒，表证固然有典型的表寒表热证，表寒用辛温，表热用辛凉，可是也有一些由于人的生理条件不同，自然条件不同，往往在疾病过程中不能辨是表寒或表热，因此在用的时候当寒热相配，而在《伤寒》中用麻黄，桂枝，或者大青龙，那里没有一种辛凉解表，而现在大青龙等用的少，是因为其他的药丰富了，这些问题说明方剂是发展的。

经方、时方的问题。对经方，一说仲景为经方，一说唐以前的方为经方，对此了解一个概念就行。自唐以后用药的风格，随药物的丰富，理论的提高，疾病的变化，开始不同，各有所宜。

方剂理论，在《内》里很多，有的是治则，有的是治法，专门对一个方剂进行理论性解释始于成无已在《伤寒明理论》中把20个方作了细致的理论性的论述，这可以说是方剂理论著作的第一篇，从这以后逐渐多了。对《伤》证所对应的方也多了，对这也有了争鸣，实际上也就是方剂的发展。《医方考》专门解释方剂，针对证解释方，有其特点，也有不足之处，同样的方可用于不同的证，可以说是异病同治，实际上用于不同的证、不同的人，它的配伍用量、配伍的君臣佐使上总是有所变化的，吴昆在后一问题上说明白的，在前一个问题还不够，从这儿开始可以说是方剂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飞跃，加强了方剂的论理性，是把方剂的配伍组成，从理论上说得更清楚。从这以后，便多了起来，《名医方论》《绛雪园》等，从明以后多，这与历史的发展相应。

方书争论最大的难点是方书分类问题，时至今日，仍未解决，从已有的分类方法看，主要有几种。《五十二病方》所谓分类，既无顺序，也无分类，到《千金》《外台》既有病科分类，又有脏腑分类，《千金》分小婴儿方、妇科、大脏六腑、虚热寒实；按病：《伤寒》，从此方剂分类有了框架，后世分类大体上在此基础上变化。另有分类是按治法，这种分类的书不多，如明《景岳全书》有古方八阵、新方八阵，用药如用兵，药就是兵，遣兵调将布阵，讲究王者之师，讲究王道，这在中医治病中是一个特色，也是个优势，是根据中医整个理论特点而来的，它不是治病，而是治病人，在从《内》理论中明确看到，它治的不是机械的人，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简单地说，中医强调七情为病，与社会发生关系。中医的整体观，人是一个整体，社会自然又是一个整体。中医的特点在于它治疗的是社会人，因此不是以单一的治病为目的，既要治病，还要治好人，不能为了治这个病同而造成另一个病，不能因为治疗这个病，而造成他的生长发育障碍，不应给他其它各个方面造成损害，这 是中医治病的一个基本思路。当然在抢救危重的病证，在治标时，那又是一种情况。但总的来说，中医讲治标不忘本，主导思想是不离开人。如五味子仁可降转氨酶，但从观念的整体来说，也造成害处，就是一停药就反跳，反而比以前还高，加大量可再退，反复几次最后就无效，给其他药治疗也造成困难，对病也是愈反复愈加重，这就相类似如镇痛既止痛，是为有效，但并不是所有使用镇痛剂止痛都是有效的，很明显的阑尾炎腹痛用镇痛剂是危险的，说不定要出医疗事故的，因为掩盖了他的症状；而中医不是这样，辨证审因，而后来论治。张景岳引用王元正的“见热不表热，无汗不发汗，见血不止血，见痰休治痰”，强调仍是治病求本，讲的是更深一层的道理。我们在临床上治病，已不单纯是科学性的问题，已上升为艺术性的问题，中医处方往往不能统一，在过去往往是一种说不清的怨枉，实际上这正是中医的一个特点，一个优势，内容丰富，方法多样手段各种各样，虽人所掌握的方法不同，但它可达到相同的效果，而临床上辨证后，他要精雕细啄，不仅要对病清楚，而且对人也要搞清楚。过去医时，对此不理解，明明把烧退了还要挨批评，过去讲伤寒病现在讲温病，在看这种病时，不是看你是多快退烧的，不是看这个病的全过程是多长时间，把病治好后3个月的情况如何，还要把这个病人原来的病合并治疗，病好以后的身体比以前还要健康。这里着重强调治病不要忘了人，用药不要只取一时之效，治病必求于本，尽管我是针对某一个问题，但不忘他的本质所在，我当前解决的只是一个问题，特别现在内科复杂的病又特别多，我们要逐步解决，总的我们要知道他的本在哪里。

八阵是按治法分类，真正的八法，作为分类，象张景岳归纳这么多的方子方书还少，八法很早有人提出来，在注解伤寒论时就有人提，在一些理论性书中已经提到了。

要明白一个概念，以法统方并不是指方剂的分类，它是指“方从法出，法随证立”，统是统帅，是指导用药。

《和剂局方》是称门，补益门、火门、风疾门等，他也是很难把所有的方剂包括进去，它还是有儿科、妇科，现在成药中还有沿用这样的方法。《局方》是历史上国家颁布的成药典，从解放后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有药典，才有中药的药典，宋当时将药典发到各个行政区去，医生按此用药无误，药铺按此配成散剂、丸剂等，《局方》特点：其中绝大多数方剂虽然不都是古方，它是通过从各地征集而来，都是行之有效的，缺点是适应证写的比较复杂，甚至带有宣传性质，或者是广告性质。今后在研究方剂时，看《局方》应注意这一点。但也有一些方子比较荒诞，有一些所谓的怪药如乌鸦等。

还有一分类法就是作用的分类法，它既包括了治法，又包括了病因，如风寒暑湿燥火，清热祛炎，清热解暑，痰，祛痰，祛虫，这是跟治法又不完全一样。徐灵胎在《灵台轨范》中又有一法是通治法。分类难就难在方剂特别多，《普济方》就有6万多，《本草纲目》中也有1万多，现在运行教材用这种分类方法，是走过弯路的，一开始在南京编第一本教材时，也不用这个方法，后来又搞了个八法，回过来也不行，因为这门学科，更接近临床，与临床结合紧密，这样以汪昂《医方考》为蓝本，以便于学习。这里还强调教材用什么方法分类，更适合学习，将来从这出发研究，我们不要想一下子把几十万，成百万方给他们理出一个科学的分类方法。

方剂的参考书是非常广泛的，理论散在各家著作中，特别是各人的方子，在他的方子里注重他的思想，并没有给这些方写一个论述，如补中益气汤，他写了很多加减在其中，他并没有把这个方子进行详细的注解，方子治疗的证他也没有去阐述、归纳，该方很好，他的思想也表现得很突出。《纲目》一看都认为是一本药书，实质上很多地方是方，如讲麻黄，其下就有麻黄汤，就有它的解释，所以我们深入的研究方剂，就要看这些书，现在活血化瘀的方就有很大的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应用上，活血化瘀在《伤》就有该类方剂，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着重从活血化瘀着手，如逐瘀汤、补阳还五汤等，有些方剂，从它的方名可以知道它的作用，或者它提供的线索，它或者在脏腑分类里，或者在治法分类里，或者在病证分类里。

方剂歌诀，从汪昂《汤头歌诀》，歌诀高度概括出方的主要内容，大部分方歌对帮助记忆有一定好处，但他不代表方剂的全部内容。

方剂学是从有了学院以后才提出来的，既然有了“学”就要有系统的理论，这里的知识很多，但很散在，如何进行理论系统化，在编第一部讲义时开始把基本理论系统化，所以说“方剂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方剂不是药物的随意组合，而是有目的的、有理论指导的配伍，通过配伍组合以后，这些药就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它不是药效的相加。

重视方剂更好的提高，提高不仅是为了方剂学的本身，而是为应用，通过提高，对新发现的病要提供有效的方剂。如肝硬化，类似它所处的阶段和它所出现的证，以及它后来的发展，直至肝硬化，或继发肝癌，中医都有类似的记载。现在艾滋病更是这样，它所涉及的问题我们从中医角度考虑，以及现在西医疗效，我们相信会找到一个方法治疗，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获得性免疫缺陷性疾病，从病因病源学说上来说，刚刚对其进行研究，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有什么特性，有什么规律，有些人可带病毒若干年不发病，有些人发病很急，但从我们中医治病毒性疾病来看，如果它合并细菌性疾病，并驾齐驱，运用抑制病毒的方法。和中医治疗一个病，方法有不同，该病就是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的破坏，现在通过好多药物证明，能够提高人体的自身免疫力，从这两个特点来说，治疗艾滋病会有办法的。我们既要研究它的病，又要研究它的药，怎样来配伍应用，治法与方剂要引起大家重视。

五行学说，用以阐明脏腑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个关系非常复杂，又不能单纯用相生相克来说明，于是又有了反侮，来补充，若不懂其中道理的人便问：一会正的，一会反的，到底谁对，可是现在开始发现，肺不仅是呼吸系统，也不仅仅是循环系统，它有内分泌的互相作用的关系在内。我们要不断地发现问题，而我们过去讲脏腑之间的关系用来治疗，不仅是实则泻子，虚则补母，还可以隔二隔三，你可以补后天，我可以补先天，还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其效果是殊途同功，要完全解释其中的道理，还要应用现代科学方法，还有很多道理有待科学的进步方可解释。经络已被证明与过去画的图相似，有些理论按照原来的说法，证明确实是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暂时就那么认为，这里指的是真正的东西，如气功，鱼龙混杂，但真正的气功，它确实有效，象用气功带功麻醉进行甲状腺手术等。

原来有十种，后来有“十剂”，后世有发展，有的加成十二剂，十四剂，甚至加成二十八剂，这种分类方法在方书中很少，只是陈修园《医方妙用》《时方歌括》用的十二剂，他只是归纳一部分方剂，这种分类争论很多。汪昂分类方法比较好，但也有问题，有的方剂分在两类里，如补益剂有了，又放在理气剂里，这种分类方的方法，方剂与治法的关系，有的方不是针对单纯的病证，往往有的方包括了几个方面，分类时可放这儿，也可放在那儿，方剂放在这儿合适，要看它的病理的解释与剂相合 是可以的，相同的方剂放在不同的章节，具体如礞石滚痰丸，是可放在泻下剂，也可放在祛痰剂里，该方特殊在有泻下祛痰的功用，针对食积和水饮这样的病证，在学习中概念必须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