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研读62：志·律历志上（五）
汉朝开始建立时，国家纲纪刚刚奠定，万事都处于草创阶段，所以就沿袭了秦朝历法。后来采纳了北平侯张苍的建议，把《颛顼历》与其他六种历法相比较，认为其与自然规律最为接近。但没有正服色，方法也不得当，所以经常出现朔晦之时月亮出现的情况，有时甚至出现弦望满亏，很多与真实情况不符。
到汉武帝元封七年（即改制后的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时，汉朝已经建立了一百零二年，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人奏报说：“历法已不能再沿用了，应当改正历法。”这时御史大夫倪宽懂得经学，汉武帝就命令倪宽说：“你去和博士们一起商议下，现在应如何计算朔日，服饰应当以什么颜色为上。”
倪宽就和博士赐等人讨论后奏报说：“帝王必须要改换历法和服饰颜色，用来表明受命于上天。创业后要更改制度，前后都没有重复的。从历史文献推论来看，现在应当使用夏正历法。臣下等人学识狭隘浅陋，不能明晓事理。陛下身有圣德可以与天地相匹配，臣下等人认为夏、商、周的制度，之所以后代重复前代的，只是因为二代在前。现在二代制度已经绝迹没有记载了，希望陛下发扬圣德，广泛考察天地四时，调和顺阴阳以确定历法，以便作为万代法则。”
汉武帝听完奏报后，下诏命给御史道：“前不久主管部门汇报说历法没有确定，要求多召集一些人询问对策，用来推算历法星度，但一直没有完成。朕听说古代黄帝能与自然相合而不死，能根据事物名字来考察进退，确定律声清浊，推演五行，从而建立了节气、万物、历法推算。但这些都是很早的事了。因为现在书籍缺乏，音乐废弛，朕感觉这事难度不小。经过左思右想，仍然没有弄明白，现在就以元封七年作为太初元年。”
汉武帝命公孙卿、壶遂、司马迁和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讨论制定《汉历》。开始确定东西南北四方，安装晷仪进行测度，下面放上计时漏壶，用来测算二十八星宿间隔分布在方位，最终确定朔晦历数春、秋分冬、夏至、日月运行所在和弦望时间。依照前一历法的上元泰初的4617年开始计算，到元封七年，重复出现的甲寅年，仲冬十一月甲子初一天明时为冬至，日月在建星之处，太岁在子位，从而得到了太初星度的正确数值。
这时，射姓等人上奏说他们不懂计算，希望招聘研究历法的人，重新制定更精确的计算方法，经过增减后制定汉朝自己的《太初历》。汉武帝就下诏书，选拔专门研究历法的邓平以及长乐的司马可、酒泉的候宜君、侍郎尊以及一些民间研究历法的人，***计二十多个，方士唐都以及巴郡的落下闳也参加其中。唐都划分天上星宿的分布，落下闳推算历数。他们的方法是根据律度来确定历数，为此解释说：“律的容量是一龠，积数是八十一寸，正好是一天的分数。与律长相始终。律长有九寸，到一百七十一分时又重新开始，经过三次重复就成甲子。律中的阴阳数字是九和六，这是从爻象所演化而来的。所以用黄钟来调理元气就叫律。律，也就是法则，没有不以律为法则的。”
大家的研究结果正好同邓平相同。于是，大家便都来观察新的星度以及日月的运行，重新加以推算，与落下闳、邓乎的结果一样，其法则是一月有二十九天八十一分之四十三。先借半天，叫做阳历；不借的则叫做阴历。所谓阳历，就是朔日前可见到月亮；所谓阴历，就是朔日后才可见到月亮。
邓平说：“使用阳历，朔日平旦时可以见到月亮，这是为了方便诸侯王和群臣朝见皇帝。”
汉武帝便下令司马迁使用邓平所制定的八十一分律历，废除相差很远的其他十七家历法，又命令继续校验该律历中是否存在不准确之处。宦官淳于陵渠又重新推算《太初历》的晦、朔、弦、望，都比其他历法更精确，日月如璧合，五星如珠连在一起。淳于陵渠把情况报告给汉武帝，汉武帝下诏书开始使用邓平的历法，并且任命邓平为太史丞。
二十七年后的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太史令张寿王给汉昭帝上书说：“历法是天地间的大事，是上天所为。相传下来的黄帝《调律历》，汉朝建立后就使用它。现在阴阳不调，是由于改用《太初历》造成的。”汉昭帝就命令主持历法工作的使者鲜于妄人前去责问，张寿王很不服气。鲜于妄人就请示与研究历法的大司农中丞麻光等***二十多人一起观望日月的晦、朔、弦、望和八节二十四节气，以便验证各历法情况。他的请求被批准，汉昭帝命令丞相、御史、大将军、右将军史各出一人，一起在上林清台观察天象，以便验证各种历法的粗疏与精密，参与的***有十一家。
汉昭帝批准，从公元前78年十一月初一天明冬至开始时，到公元前76年十二月完成校验，十一家历法都有其与实际相符合的次序。检验结果证明，张寿王所提出的历法相差太远。这说明汉朝建立后不使用黄帝的《调律历》是正确的，张寿王非议汉朝历法，违背天道，这不是他职责应当讲的，犯下了大不敬罪。
汉昭帝下令不再追究张寿王的罪责，命人重新观察，持续了公元前75年一整年。结果仍然是《太初历》排名第一，即墨徐万且和长安徐禹研究《太初历》的结果也得出其精确度第一的结论。张寿王和待韶李信所研究的黄帝《调律历》，在试验中误差很大，他还说从黄帝到元凤三年***有六千多年的时间。丞相委托实、长安单安国、安陵梧育等人研究《终始》，证明从黄帝以来有3629年，与张寿王的不相符合。
张寿王又把争论转移到《帝王录》中，说舜、禹的年岁不合乎正常人的年龄。他还说伯益替代禹为天子，骊山女在殷、周年代也是天子，这些都不符合经学。张寿王所倡导的历法就是太史官的《殷历》。张寿王胡根本无法得到五家历法，又乱说《太初历》与实际的一年相差四分之三天，去掉小余七百零五分，所以才出现阴阳不调，把当世称为为乱世。有人弹劾贬张寿王身为朝廷的八百石官员，作为古代的大夫身穿儒生服装，却胡说不吉祥的话，散布怪诞邪说妄图扰乱国家制度，犯下大逆不道罪。
汉昭帝批准了弹劾。张寿王被取保候审，结果他连续三年政绩都属下等，却一直表示不服。接着又有人弹劾他该当死罪，结果被汉昭帝赦免，张寿王便不再争辩，但随后说他坏话的人更多了，最后还是被交给法官审讯。所以历法验证在于天，从汉朝的历法开始实施，到了公元前75年，前后经历了三十六年，最后的是非才确定下来。
到了汉成帝时期，刘向汇总六种历法，罗列出是非，写成了《五纪论》。刘向的儿子刘趑(音zī，资)研究其中微妙，写成了《三统历》和《谱》，用来解说《春秋》，所推算的精确得其要领，因此要在这里重点说一说。
《春秋》作为编年体史书，是按照天时来进行的，依照天时来排列人事。书传中说：“百姓接受天地之气才能生存，这就是所谓的命。所以才有礼、义、行动、威严及荣貌来确定人的命运，善于护养就会成功有福，不能养护就会失败招祸。”因此列出鲁国十二公***计242年的事情，用阴阳中和之气来制定礼仪。所以春天属于中和阳气，万物得以生长；秋天属于中和阴气，万物得以成熟。所有事物列举其中，礼是选取和谐部分，历数就是用闰月来协调天地之中，用于指导人们的各种活动以便惠及民生，这些都是用来定命的。《周易》中说金、火相克的卦相时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又说“治历明时”，这是调和人世大道的。
周朝逐步衰落，在周幽王去世后，天子便不能再颁布历法，鲁国的历法又不正确，它以一年中闰还剩一作为一年蔀(音pǒu)首。所以《春秋》在书中讽刺说：“十一月乙亥朔，日又食之。”斗柄指向在申位，但掌管历法的人却认为在建戌位，史书上则记载在建亥位。鲁哀公十二年，也是以建申大火星在黄昏时位于西方天际的月份作为建亥，反而对冬眠动物不冬眠而感觉奇怪。
从文公闰月没有颁布朔日，到这时已一百多年了，已经不能校正历数。因此子贡打算不送为告朔而准备的牲羊，孔子坚持要举行这种礼仪，就把这种方法写进《春秋》之中。《春秋》说：“冬十月初一，日又食之。”《左传》中说：“不书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这里说的就是颁布朔。
正常来看，历数的起始称为元。书传中说：“元，善之长也。”***养三德为善。又说：“元，体之长也。”书传把《风》《雅》、《颂》三种体裁合起来称为元。在春季的三个月中，每月都记载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等，这是元的三统。三统合成一元，因此用元一乘以三的九次方形成法数，用三的十一次方作为实数。实数如法数得一。黄钟初九，是律的头一个，阳的变化。用六来乘，以九作为除数，就得到林钟初六，是吕的头一个，阴的变化。这都是参天量地的方法。上生六就加倍，下生六就减半，都以九作为除数。九六是阴阳、夫妇、子母的规律。律娶妻而吕生子，是天地的常情。六律六吕，十二辰就形成了。五声中有清浊，这样就形成了地支的十日。
《左传》中说：“天六地五”，这是数的常数。天有六气，下降则形成五味。五六是天地的中合之数，人们凭借藉它们得以生存。所以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相加得十一，天地的规律就全都在这里，它们周而复始。太极中央元气，所以作为黄钟，它的容积是一龠，用它的长来自乘，所以八十一作为日法数，因此产生了权、衡、度、量，礼和乐也由此而产生。经过万物惟一的本源来统一开始，是《周易》中太极之首。春秋二季来表示一年，是《周易》两仪的中间。在春天每月记载春王正月等，是《周易》三极之统。在四时即使没有事件也要记时令和月份，这是《周易》四象品质。月份有斗建之分，节气有立春、立夏和立秋、立冬之分，这是《周易》中的八卦之位。验证事物成败，是《周易》中吉凶的验证。诸侯定期朝见天子和霸主，这是《周易》中大业的根本。所以《周易》与《春秋》，是天人的规律。《左传》中说：“龟就是形象，筮就是数。万物出生后才有形象，有形象后才能繁衍，繁衍后才能有数。”
黄其军
? 作于2021年5月12日（古历辛丑年四月初一）
志?律历志上（四）
志?律历志上（三）
志?律历志上（二）
志?律历志上（一）
表（七）（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