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历史上三教皆通的姚广孝为何会被世人称为“黑袍妖僧”？

他是深通佛法的释门高僧，也是翼赞中枢的辅弼之臣。他向往着归依青山的隐者之乐，却又难以割舍立功立名的士者之心。他反感于朱元璋时代的残忍嗜杀，但又不自觉地缔造了又一个戾气深沉的时代。姚广孝，永乐朝得以创建的第—功臣。明史中令无数人追忆的身影。三百多年后，当我们再次回望大明王朝的人与事时，小心翼翼地拂去清人记述与构想中那些或刻意或无心的涂抹、修饰甚至是扭曲，一个曾经被严重贬低过的时代正日益显现出其本有的棱角与线条，更切近地向今天走来。我们在重新“发现明代”，发现它的辉煌与张扬，浑厚与内敛，还有那些尘封史卷中永远拖曳着色彩与倦意的身影。勾勒明代，重绘既往，姚广孝无论如何应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出世之人与入世之事易代的乱世，恰是功业的舞台，行迹于元明之际的姚广孝，恐怕是以这样的心态来考量这个时代的。元代末帝妥懂帖睦尔登上皇位的两年后(1335年)，姚广孝出生于长洲相城——也就是今天的苏州一个乡间郎中的家庭里。明朝末年的徐枋曾如此描述过吴中一带浓郁的佛教气氛：“三吴之内，刹竿相望，其名蓝巨刹，涌殿飞楼，雄踞于通都大邑、名山胜地者无论，即僻壤穷乡，山村水落，以至五家之邻，什人之聚，亦必有招提兰若，栖托其间。”家乡的氛围也在姚广孝的家族中留下深深的印记。14岁时，姚广孝被世代事佛的家人送到妙智庵出家，从此便以法名“道衍”名世。值得注意的是，在决定是否送子为僧的家庭会议上，姚广孝的伯父姚震之给出的理由颇为耐人寻味：“为学有成则仕于朝，荣显父母，不则就学佛，为方外之乐。”似乎一语成谶，仕朝与学佛竟成为纠结姚广孝一生的主题。道衍事佛，从一开始便不循常途。他读书工诗，曾师从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并研习兵法。同时，云游四方，广交名士，博通释、道、儒各家之学。如果考虑到当时红巾军起义于至正十一年(1351)爆发，天下已然动荡，处此之时，道衍的所学所为该是意有所图的。他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所作的《斥牟文》中说：“至正乙巳夏六月，余行垅上视苗之长否，有老农泣于旁。余问其故，日：夫虫牟食苗之根，苗概死矣。”以田间虫牟指斥人间恶相，身为出世之人却时刻关注着现实社会。事实上，当时便有友人这样评价他：“有当世才，虽自匿，欲有所用之。”看来，道衍从来便是不甘于寂寞的。不过，元末乱世纷扰十数年，却并没有给道衍什么机会，随着朱元璋定都应天府，建国功成，元帝北遁，由乱而治的历史周期律似乎又一次地履行完自身的使命，开女台了下一个轮回。尽管道衍于洪武八年因为通晓儒学被召至京师，但并未在仕途上有所斩获，而是于第二年春被“赐还吴门”，回到苏州西山海云院，过起了“无过客则终日危坐澄想”的生活。当四年后，道衍再次出游，在浙江扬帆之时,47岁的他已是倚杖而行了老态已现的道衍和尚只能慨叹“死期将至，故痛自鞭策”了。历史与姚广孝即将擦肩而过。但历史的诡谲与精彩也恰恰在于出其不意的机缘巧合。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广选天下高僧，随侍诸王，为已故的马皇后诵经祈福，道衍被推荐成行。因与_为燕王的朱棣言语投机，随即北上北平，成为庆寿寺主持。姚广孝一生的功业便由此发轫。史载道衍至北平后，“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对于今天的读史者来说，这点很值得注意。因为太子朱标是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去世的，在此之前，皇位继承人根本不是个问题，面对身为嫡子的大哥，朱椽恐怕也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而在此之后，随着皇太孙朱允米被确立为继承者，朱棣必然在考虑“后朱元璋时代”的境遇了。道衍在洪武二十五年前后究竟在与朱棣密谋些什么，倒是殊堪把玩，难道他这么早就预见到未来的疾风骤雨?这也算是史书留给我们今天的一的一个小谜团吧。建文帝朱允瞍的“削藩”在改变了大明朝历史走向的同时，也给了姚广孝一把开启事功的钥匙。当朱棣正为侄子皇帝的步步进逼而惴惴不安时。道衍却已嗅到了迟来的历史机遇。他以“臣知天道，何论民心”的反唯物主义式的诡辩，力劝朱棣起兵夺位，并以相士(算命先生)袁珙“异日太平天子”的断语来对朱棣不断施加心理暗示。同时，道衍理性分析了朱棣眼下的处境以及所拥有的优势资源，断言成功几率极大，并通过在燕王府中开凿地下室、饲养鸡鸭鹅等手段为遮掩练兵制器声音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这些都为朱棣起兵做了最基础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准备。建文元年(1399)，在“清君侧”旗号下’朱棣向侄子发难，“靖难之役”爆发。战争持续了近四年，在这场以“一隅”对“天下，’的“不对称战争’中，只据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之地的朱棣居然笑到了最后，这不能不令人惊讶。同时，也不得不佩服姚广孝在战前的先见之明与战争中的运筹帷幄。当政府军趁朱棣进袭大宁，老巢空虚时，围攻北平，道衍作为当时北平实际上的最高军政长官，负责了守御战，成功地保住了朱棣的根本。在燕军先后遭遇“围济南三月不克”、东昌大溃、主将阵亡的危急时刻，道衍以前所未有的镇定和勇气为朱棣注入了必胜的信心，使得他和他的将士们坚持将这场看似希望渺茫的战争打了下去。当战争处于胶着状态，僵局迟迟无法打破之际，道衍又高屋建瓴地提出“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的战略决策，使得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终于获得卜个戛然而止的终点。朱棣“靖难之役”的成功，改写了大明甚至此后历史的同时，也为姚广孝在浩瀚史册中获取了一个谁也无法绕开的强大支点。于是，朱棣成为了明成祖，而道衍则成为了姚广孝。当论功行赏之际，道衍因“首赞密谋，发机决策”，“论功以为第一”，成为永乐朝得以创建的第一功臣。永乐二年(1404)，道衍被授予太子少师之职，成为当时文臣最高秩，并复姓，被赐名“广孝”。从此，“姚广孝”三字便成为明史中令无数人追忆的身影。桃源之心与红尘之意姚广孝的魅力就在于，他是一名深通佛法的释门高僧，又是一位翼赞中枢的辅弼之臣，向往着归依青山的隐者之乐，却又难以割舍立功立名的士者之心，他反感于朱元璋时代的残忍嗜杀，但又不自觉地缔造了又一个戾气深沉的时代，这是其个人复杂性格的折射?还是命运随性的嘲讽?看似悖论的两重天地间，却是一个真实而略显彷徨的“黑衣宰相”。姚广孝少时曾游嵩山寺，遇到相者袁珙，袁对他的长相十分诧异，说：“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刘秉忠为元初辅助忽必烈成就大业的僧人，被史家誉为“辅佐圣天子开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业者”，是佛门中恋于尘世并成就功业者，于僧人本色而言当然应属“异类”。而听到这样的评价，姚广孝的反应则是“大喜”。这与曹操被许劭论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后“大喜”的反应何其相似，都颇有为枭雄摹像的成分。而当姚广孝于洪武八年“赐还吴门”之后，路经北固山，感怀千古功业，吟道：“谯栌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同行的宗泐反诘道：“此岂释子语耶?”姚广孝则报之一笑。显然，身处佛门，却对事功别有怀抱，姚广孝不能缁衣以终也是可想而知的了。当“靖难之役”成，姚广孝达到其事业的顶峰时，却辞却了明成祖让他蓄发娶妻的要求，还是“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这种看似分裂的两重生活当然不是刻意做作之类的简单语词所能解释的。他在《题江行风浪图》中写道：“世人知险是风波，那识人心险更多。”也曾坦言“贫贱安居良不恶，名利奔驰有何乐’。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内心深处时时感到的危机与倦怠，并流露出归隐山林的意愿。但当姚广孝以第一功臣的身份与明成祖同在京师正月十五观灯时，又有着“料得人生皆有命，休言名利不如闲”的恋世之心。退隐与出仕始终在他内心中挣扎，在苦苦寻觅两者之间的平衡时，会时时烧灼着他的躁动不居。除却在“僧”与“士”身份间的摇摆外，在政治行为上，姚广孝似乎又无可奈何地自我嘲讽了一遍。姚广孝早年觥筹唱和的诗友，如高启等，在朱元璋“为政严猛”的风暴中，多成为洪武年间的冤鬼，这使其对于血腥严政持有强烈的反感，这恐怕也是他积极策划“靖难之役”，以求推翻朱元璋安排的既定政治框架的动机之一。但当朱棣登上皇位，重构帝国利益格局时，朱棣却以一场更加血腥惨烈的屠杀开启了姚广孝孜孜以求的“永乐之治”，人所***知的方孝孺事件就成了那个时期政治空气的范本。当朱棣听从了他的建议，准备直袭京师之际，姚广孝曾特意提及方孝孺，说：“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可当朱棣为“死即死耳，诏不可草”的士人气节(迂腐?)所激怒时，便展开了“诛十族”这样前所未有的嗜血清洗。而对建文诸臣无所不用其极的杀戮，则构成了明初政治史上最为惨烈的画面。面对这样一派“新政”之初的景象，姚广孝怕是于心难安吧。对朱元璋严政的抗拒，却沦为又一场惨剧的始作俑者，_是命运的天道不爽还是历史的无情批驳?恐怕姚广孝自己也只有无奈长叹了。姚广孝式的“悖论”当姚广孝随着永乐一朝的文治武功而成为历史追索的名片后，关于他的话题却好像刚刚开始。作为影响有明一代走向的关节点，“靖难之役”成为明清两朝反复咀嚼的老生常谈。在这一话题在明代已经不成为禁忌后，有关姚广孝曾以对联、占卜等方式促使朱棣起兵的传闻便成为民间话坊乃至墨客笔端不断被渲染的传奇。除却市井小民的寻奇心理，文人士大夫的八卦娱乐精神也同样参与到这一笔墨官司的构建当中来。姚广孝“靖难”功成之后衣锦还乡，遭老友绝交和姐姐痛骂的现场画面被绘声绘色地记述在了被目之为“正史”的《明史》之中。这与其说是历史的真实，还不如说是折射出了被营造了数百年的社会心理。要知道，精英阶层嗜好八卦的趣味绝不下于小民，明末大儒钱谦益就曾说姚广孝的事迹恐为“吴儿委巷妄语”所“误”。既然有朦胧模糊之处，那便有了不断发掘不断重塑的价值和理由。除却本身行藏的弹性，作为明代僧人不甘寂寞大背景下的突出标杆，姚广孝也获得了一种更为深广的范本价值。帝国为曾为和尚的朱元璋所建，而之后建文帝逃位为僧的传言则始终萦绕着这个王朝，至于如“本朝第一流宗师”的梵琦、因卷入政治而瘐死狱中的真可、德清等，都显示了出世与人世间实则并非难以逾越。至于因姚广孝一手策划的“靖难之役”所改变的大明王朝此后的整个帝统，则更成为明清乃至今天学术圈中时常被提及的话题。吴晗先生在看到明末谈迁所著《国榷》中念念不忘建文但又哭祭崇祯的时候，发出感慨，谈迁好像是不知道“从明仁宗一直到崇祯帝都是永乐的子孙’。看来这个话题将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这种略显无聊的思考中却赋予了历史更多的想象和更多揣测的迷人色彩。时至今日，许多日本人还在为日本南北朝时究竟何为正统、现今作为北朝后裔的天皇究竟是否属篡逆而争论不休，这也可以为此一话题的魅力做一域外的注脚吧。不过，抛开所有这些或严肃或戏谑的主题，姚广孝的身后却有一项真正值得后人不断叩问的珍贵遗产，那便是由他主持编修的《永乐大典》。这部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将是姚广孝一生事功的真正巅峰，不知永乐十六年(1418)逝于北京大庆寺的姚广孝在回味其84年的人生历程中。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如今，当我们在北京西南的青龙湖畔。摩挲着姚广孝墓塔刻着岁月风痕的雕纹，聆听着檐角和着风声的悬铃时，是否仍能感受到这位六百年前明初奇人的桃源之心与红尘之意?来源：中国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