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辨别大刀的好坏？

近代中国军队实际使用的大刀型制主要有砍刀型和马刀型两类。

砍刀型是以清代的“短柄刀”为基础演变而来的，刀身长短不一，护手和刀柄型式各异。抗战早期中国军队使用的大刀即是典型的砍刀型。特别是“七·七事变”前后国民党29军所用的大刀，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北平的工厂中加工的，相对比较统一和规范，质量较好，也最具代表性。这种刀由刀身、刀柄、护手3大部分组成，全刀长一般在900mm左右，质量约为1.6kg。其中刀身分为刀尖、刀背、刀刃等部分，刀刃长595mm，刀身前面最宽处达57mm，后半部宽度明显减小，最窄处38mm，刀背部分长540mm，最厚处5～6mm，刀身前端比较尖锐，上方斜边长76mm。护手为常见的元宝形，分铜制、铁制两种，护手高为90mm、厚为12mm、宽为25mm。刀柄长为215mm，后面的刀环直径约 76mm。至于其他军队所用的大刀以及民间自制的产品，尺寸和型制就多种多样了，质量也参差不齐。另外，虽然不同型制的大刀刀头部分的尖锐程度和翘起角度大有不同，但总体来说，砍刀型大刀的刀尖部分都不太锐利，因此不能刺杀，而只能捅、戳敌人。刀身靠近刀背处多数有1～2条血槽，一般比较浅，只起到加强刀身强度的作用。少数砍刀型大刀在刀背设有锯齿或穿有若干铜、铁环，其目的是防止刀背处被对方兵刃劈坏。刀柄大多与刀身是一体的，刀柄末端的延伸部分锻成圆环状，即为刀环(或称后圈)，但也有很多刀环是后焊接上的，其作用除防止刀柄脱手外，还可以悬挂红绸布，以壮气势。大部分刀柄和刀环上缠裹有棉布条，其缠法比较特殊，不熟悉者很难缠紧。还有一些刀柄上则由铜、铁铆钉固定有两片护木，再在上面用棉绳逐圈缠绞牢固，一直缠满刀环部分。无论是布条或棉线，其目的都是防止持刀者的手因出汗或沾染鲜血而打滑。刀柄的长短和宽窄因刀而异，刀环也有正圆、椭圆以及弯钩形等不同形状。至于护手，变化就更多了。除极少数是与明清腰刀一样的可分离的圆盘形护手外，大多数大刀的护手都是固定在刀身上的，最常见的是元宝形护手，其形状变化也很多，后期的铁制护手往往直接和刀身锻成一体。还有一类反“S”形护手，上方向前弯曲，可以格挡顺刀背削下的对方兵刃，下方向后弯曲以保护持刀者的手指。少数大刀的刀柄为传统腰刀式样，刀身末端穿过刀柄，后部以铆接固定，不可拆卸。极少数大刀护手采用了西洋刀剑常用的全包式样，但刀柄的固定方法仍与传统腰刀相似。清末用于行刑的大刀在刀头、护手处多有鬼首形象，故称为“鬼头刀”，后来不再有这种纹饰，但此名称仍留存后世，经常以“鬼头刀”代指大刀。民国大刀上很少有专门的装饰，也很少有制造者的印记。从现存实物来看，只有极少数刀身表面经过处理，耐蚀性较好。

砍刀型大刀中有一个特殊的种类，那就是双手刀，相传是由清代著名武学者吴殳(shu)汲取日本刀法精粹而创。其特点是刀柄由传统的单手握持改为双手，因此刀柄长至720mm，与刃长相近。1921年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在保定练兵时，为推行所谓的“尚武精神”，特在军中设武术营传授双手刀法，把这种双手使用的大刀称为“苗刀”，并流传至今。之所以改称“苗刀”，可能是出于对日本刀及其刀法的忌讳。而此前明清史籍上的“苗刀”仅指西南地区苗族所用之刀。类似关公“春秋大刀”形状的“青龙偃月刀”也是双手刀中的一类，除刀柄更长外，其余与普通大刀无异。不过，日军所说的“青龙刀”则是对中国大刀的泛称，并非仅指长柄大刀一种。

马刀型大刀则是由清代“雁翎刀”、“佩刀”发展而来，并继承明代“长刀”的特点，刀型较为细长，且有弧度，刀前部比较尖锐，并明显向上弯曲，与日本刀较为相似，但刀柄与砍刀型大刀无异，多配用反“S”形铜制护手。其特点是可砍可刺、灵活轻便。 1933年的热河抗战中中国军队就使用过这种马刀型大刀。

此外，大刀中还有少数型制比较特殊的，如无极刀等。这种刀外形与汉代“环首刀”有些相似，全刀长约1m，刀面不像砍刀型大刀那样宽，只略宽于刀柄，刀尖处像宝剑一样为两面开刃，而且刀尖较为圆钝，直到靠近刀柄处才像传统大刀那样是单面开刃，刀柄长达264～333mm，也是双手同时握刀。

大刀在制法上也各不相同。大多数民间大刀都是按照菜刀的制法，以熟铁打造，在刃口处镶嵌钢条，称为“包钢”。使用日久钢口磨损后，熟铁刀身就难以保持锋利和坚固。当然也有全部用钢或熟铁打制而成的大刀，而钢刀在当时就算是比较难得的好刀了。

国内大刀材料来源不一，工艺上也无统一规范，质量高低全凭刀匠经验。这与当时国内基础工业落后，民间没有现代化的钢铁和机械工业有关，加上战争时期条件有限，大刀的制造不可能耗费太多时间和成本，造出的刀只要能砍杀敌人就行了，谈不上什么工艺。相当数量的大刀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都是粗制滥造，往往砍不了几个敌人，刀口就会卷刃或崩口，需要重新磨砺。日军所用的批量生产的由高碳钢制造的机制军刀，与中国土造大刀相比，虽然锋利轻便，但质硬且脆，加上刀身较窄，对砍时如果刃口直接相碰，往往可能被大刀直接磕断。除此之外，国产大刀无论是外观还是内在质量，与日本刀相比都要差一大截。

大刀因为体型较大，长途携行时一般要背在身上。少数大刀配有皮制刀鞘，鞘身后部上方敞开，以方便抽刀。刀鞘本身配有皮带，使用者可以将套在鞘内的大刀像步枪一样斜挎在身上。但是皮鞘易霉烂，而且成本较高，所以多数大刀是没有鞘的。为了便于携带，很多大刀在刀尖上方、刀背最高处留有小孔，用绳子一头系在孔上，一头系在刀环或护手处，然后再挂在身上。大刀的刃口一般不很锋利，即使露在外面也不会有多大妨碍。此外，还有将大刀竖着卷在背包中，或是插在腰后方的腰带内等携行方法。

喜峰口一战成名

国民党第29军的前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起兵于贫瘠的西北地区，装备相对较差，因此强调肉搏训练，加之民风剽悍，士兵尤其善使大刀，在军阀混战时期西北军的大刀队就颇有名气。中原大战后，西北军被南京政府收编，缩编为第29军，但在待遇补给方面受到歧视，因此大刀作为补充武器也一直保留下来。

1933年3月9日，日军服部、铃木两旅团联合先遣队进犯喜峰口，长城抗战爆发。驻遵化的 29军宋哲元部急往救援，与友军各部联合抗击敌寇。当时29军武器装备低劣，可谓“有兵无枪，有枪缺弹”，每人只有“大刀一把，手榴弹六枚”。3月10日至11日，29军在喜峰口等地与优势日军展开拉锯战，多次肉搏，伤亡惨重。于是29军采用迂回夜袭战术，109旅旅长赵登禹挑选出500余人组成大刀队，亲自率领，乘夜从两侧插入敌后，直扑日军宿营地。虽然事后报道“夜杀敌千余”有所高估，但日军独立混成第14旅团第27、28联队各一部及骑兵第4旅团第 2联队猝不及防，的确在夜袭中遭受重创，很多敌人在梦中便做了刀下之鬼。随后日军援军到来，双方短兵相接，杀声震地，大刀队边战边撒，战至12日下午2时方才撤回，我军只有30余人生还。此役即为著名的“喜峰口大捷”。

虽然总体来看，29军在长城抗战中的战绩并不尽如人意，但29军的大刀队奋勇杀敌、重创敌寇的英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各地，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自此打破，一扫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接连丧权失地、“战必亡国”论调盛行的阴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正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年仅23岁的孙默心(麦新)闻讯后热血沸腾，当即作成《大刀进行曲》一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29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把它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当时歌词上还附有“献给29军大刀队”的副标题。他的作品随即传唱大江南北，成为抗战时期最鼓舞人心的一首战歌。自此29 军大刀队和大刀一并成为全国甚至是整个中华民族奋起抗战、抵御外侮的象征。何香凝曾赋诗一首赞曰：“杀敌何须更渡海，数万倭奴引颈待。钢脚夜眼青龙刀，捷音传来齐喝彩。二十九军民族光，挞汝倭国军阀狂。国仇重重何日忘，誓到东京饮琼浆。”

喜峰口大捷为大刀树立了威名，甚至奇迹般地“逼退”了盘踞青岛的日寇。1937年3月，日本海军陆战队1500人以保护日侨为名登陆青岛，胶东局势紧张。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方面直接出兵可能会引起更大纷扰，因此经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同意，国民政府军委会抽调税警总团第3、5分团以缉私为由增兵青岛。4月初税警团进驻市郊，虽然他们是当时中国装备最好的军队之一，但考虑到日军对中国军队的大刀印象深刻，特地在公开操练中有意加上了大刀操，以加深日人的畏惧心理。“七·七事变”爆发后，税警团立即开入青岛市区，迅速占领全市战略要点，士兵们背着大刀沿街巡逻，见日人后故意解下大刀，申明“一旦开战，先拿尔等祭刀”，并宣称“华北、上海既已开战，税警总团决意死守此地，誓与青岛***存亡”，驻青岛日军考虑到数万侨民及产业的安全，不久被迫将侨民撤离青岛。

大刀 VS 刺刀

大刀在抗战中的主要对手是日军的刺刀。在观看了各种国产抗战题材影视作品后，国人往往会认为大刀是克制日军刺刀的法宝，实际并不尽然，因为影视剧中很难再现比较真实的大刀与刺刀对拼的场面。例如电影《七七事变》中，有一段赵登禹师长与部下对练，最后用大刀将部下的步枪一劈两半的情节，细心的观众很快就会发现，那支步枪根本没有刺刀，持枪者也没有任何拼刺的动作，只是将步枪当作棍棒来抵挡大刀的进攻，迅速落败自然在所难免。真正的白刃战中，枪刺以迅速有力的直刺为主，目标在

对方胸腹，而大刀限于其型制，以对敌上半身的劈砍为主，两者各有利弊。大刀防御敌方的直刺，只有将对方的枪身或刺刀格开，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技巧是不容易办到的。大刀的优势在于刀重势猛，砍上非死即伤，但其作用距离有限，必须尽量贴近敌人身体，因此最适合在工事、房屋、树林等空间有限的环境中使用。而在开阔地形或冲锋时，除非敌人在气势上被己方完全压倒，否则持大刀者难以占到便宜。同时，大刀要求使用者有比较好的武术功底和身体素质，并经过长期练习，才能运用自如，而刺刀拼刺的训练则相对比较简单。此外，大刀对使用者的脚法要求也很高，因为大刀相对带刺刀的步枪来说比较短，短兵破长器，要点在于脚下疾速灵活，因此武术家常有“短见长，脚下忙”的说法。吴殳说：“大刀击实之法则在斫其枪杆，枪杆被斫，不断折必粘住。杆被粘住，则不能闪转颠提，刀更进步，必伤人矣。”但是如果敌方步伐也非常快捷（抗战初期日军的体力和训练水平普遍在中国军队之上），“击实”之法将可能沦入最危险的“拙力”境地，持刀者必败。而且在除肉搏外的其他形式战斗中，大刀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作为辅助兵器也非常勉强。

由于大刀对抗刺刀时固有的弊端，当时国内有识之士曾对此进行过研究，并试图从改进刀法上来加以克服。这里有几个人不能不提。清代末年，河北盐山县武术家黄林彪从天津纪氏处习得双手刀法，后传于弟子马凤图等。1925年前后，马凤图在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府任参议时，将部分双手刀法改编成为简便易学的“破锋八刀”，曾在西北军中进行推广。民国初年，天津人韩慕侠（1877～1954年）创办武馆， 1927年任天津市武术团教官。张学良对韩慕侠“尚武救国”的建议很感兴趣，专门调拨1000名士兵组成武术团，任命韩为总教官。韩慕侠将“八卦形意”变通应用在大刀上，扇、砍、劈、剁、托、错，动作简单实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津沦陷后，韩慕侠自断左腕，拒为汉奸所用，其民族气节令人钦佩。李尧臣（1876～1973年），河北冀县人，清末镖师。1931年，29军副军长佟麟阁聘请他为武术总教官，在山西阳泉练兵。李针对原有刀法比较复杂、未经良好训练则

很难发挥作用的弊端，结合传统的“六合刀”法，改进创编了一套“无极刀”法，连劈带刺，动作简单有效。以大刀对付敌刺刀时，常用的一招是：出刀时，刀斜向右下方，刀口朝自己，当对方刺刀直刺时，大刀斜向左上方抡动，以刀背磕开敌枪，同时刀锋立即向前劈下，劈、砍连为一体，对手来不及回防，已经身首分离。李尧臣在29军中抽调骨干，由其直接教授，再由他们传给全军。29军大刀队在长城抗战中所使用的正是这一套刀法。

但是，实战毕竟不是武术对练，特别在对付以现代化装备的敌寇时，这些刀法对于提高大刀这种原始兵器战斗力的有效性显然很微弱。即使是“喜峰口大捷”也不能证明大刀的有效性，尽管是突然发起的夜袭，而且进攻前还向敌军营帐投掷了大量手榴弹，歼敌总数也不过800余，29军自身阵亡却有近600人，王长海团副团长胡重鲁，营长王凤芝、苏东元均在夜袭蔡家峪之战中牺牲。虽然大部分伤亡是在撤退过程中发生的，但若换用其他任何一种兵器，取得的战果恐怕也不会在大刀之下。

同样是29军，同样是大刀，4年后的“七·七事变”中再未能取得类似喜峰口的战绩。长城抗战结束后，29军得以占据富庶的平津地区，斥巨资购入捷克等国制造的步、机枪等先进武器，装备得以明显改善，但练习大刀作为部队传统仍得以保留。“七·七事变”爆发后，军长宋哲元组织抵抗，下达了“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的命令。7月11日夜，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再一次以大刀近战肉搏，其中一名19岁陈姓战士连砍日军13名并生擒一名，终以两个营伤亡近3/4的代价，夺回铁路桥。但最终宋哲元存有媾和之心，并未主动积极地继续进攻，虽然29军取得些许战果，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利的命运。28日，驻平津的日军增兵至3个师团，并进袭南苑、沙河。29军官兵以大刀和血肉之躯与敌飞机、坦克相搏，一天即伤亡5000人，副军长佟麟阁与师长赵登禹双双阵亡。当夜宋哲元率部向保定方向撤退，古都随之陷落。30日，驻天津的29军亦撤出天津南下。29军丢失平津后士气低落，不能再战，只能转至后方休整，大刀队自此成为绝唱。

可惜的是，大刀作为抗战精神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曾被过分滥用，后方媒体动辄出现“大刀报国”或“斩首××余”的字眼，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文《以夷制夷》中曾以“我斩敌二百、敌斩我二百”讽刺过这种现象。这种宣传的后果是，普通民众和士兵对大刀在现代化战争中的作用往往产生不切实际的误解。抗战之初，曾多次出现过中国军队手执大刀在日军机枪和炮火扫射之下集体冲锋的例子，结果自然是白白地无谓牺牲。甚至有后方民众将募集来的款项全部用来购置大刀，历经艰辛送至前线，而部队却置之无用。

大刀的精神价值大于实战价值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待抗战全面爆发后，除了极少数例外（如由军法处或督战队使用），国民党正规军中已不再装备这种武器。正面战场上最后一次大规模使用大刀是在1939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刘汝明的68军大刀队以肉搏歼灭日军300人，但随后遭到日军毒气袭击，中毒达400余人。尽管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都严重缺乏步枪，但1939年以后正面战场上的肉搏战中，国民党军队几乎全部改为使用刺刀。

“红色”大刀

人民军队同样使用大刀。自从诞生之日起，鉴于敌强我弱的客观环境，加之几乎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我军的武器多数依靠战场缴获，由于来源不稳定和数量不足，不得不大量使用大刀、梭镖等原始冷兵器作为补充。如今湖北省洪湖市的标志性雕塑仍由三把大刀组成，刀尖直指蓝天，象征着当年红军以大刀创建洪湖根据地的历史。红军中涌现出过许多与大刀有关的英雄群体和经典战例，如强取白战关等，徐海东、许世友、秦基伟等诸多开国功臣在红军时期也都曾有过靠大刀杀出血路或赢得胜利的经历。

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同样大量装备和使用大刀，这里虽然有继承红军传统的因素，但抗战初期部队的迅速扩充导致武器匮乏则是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因。从1938年秋到1940年7月，八路军120师总人数扩张了10余倍，进入晋南的4个连（老红军家底），数月内就发展成两万人的部队，而且还有各种游击队、先遣队等名目繁多的地方和半地方武装。这些新部队都需要武装起来，而同期的作战缴获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只能大量使用大刀、梭镖这样的原始兵器。虽然其效力远比不上枪械，但毕竟使得战士们不至于赤手空拳，敢于并且能够与日寇作面对面的斗争，并通过战斗不断夺取敌人装备来武装自己。大刀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使得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成为可能。因为它简单而且廉价，被击毁的敌人汽车、铁路道轨都是大刀的好原料，即使在毫无工业基础的农村中也能大量制造，同时使用简单，儿童和妇女也能使用，在素来有习武传统的中国农村地区很容易推广，比起枪支来更容易普及。

抗战初期，我军对大刀这种落后兵器的认识上也有过一些曲折。如1939年前后，因为部队发展很快，新四军军部修械所奉命停止仿造步枪、刺刀，专门生产大刀和长矛。不久叶挺军长发现这种情况后，下令恢复步枪和刺刀的生产，他说：“敌人使用飞机大炮，我们却用大刀长矛，这不是白白送死，让敌人取笑我们？”不过，大刀的生产后来并没有停止，因为只有它的产量和成本才足以迅速武装新编的部队，而对于严重缺乏枪械和弹药补给的老部队来说，它也是战时的重要补充。新四军各师始终都把大刀作为军事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要求从师首长到普通战士，人人都熟习大刀，这在后来的多次战斗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八路军、新四军在大刀的使用战术上相比国民党军队更加灵活。他们常用的一种战法就是一把大刀加上一支驳壳枪，远者枪打、近者刀砍，日军虽然训练有素，但在近距离混战中因不能随便开枪，而对刀枪俱下的局面，反而居于下风。这种战法比单独拼刺刀或劈大刀要上算得多，在与日军的白刃战中有一定效果，但应用不很普遍，因为有条件用驳壳枪的只有指挥员和警卫员等少数人。普通战士常用的则是大刀加手榴弹的组合。阵地打阻击时先将敌人逼进30m左右的近距离内，然后集中投掷一两排手榴弹，待敌人遭到一定程度的杀伤后，再打上一两个排子枪，当敌人的进攻被彻底打乱甚至开始败逃时，战士们再跃出战壕，用大刀和刺刀来收拾残敌。当和敌人近距离拉锯战时，常采用3人战斗小组的形式，3人分执步枪、手榴弹和大刀，相互配合，远了开枪打，稍近时投手榴弹，再近就用刀砍。进攻时也是先集中投掷手榴弹，将敌人逼出据守的工事或院落，然后迅速接敌并将敌分割，使敌人的重火力不能发挥，再以大刀与其肉搏。

大刀对日军之所以有威慑作用，主要是因为日本人信奉神道教和佛教，相信生死轮回，虽然武士道 “教义”让他们并不畏惧战死，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希望保留全尸。而且日本人相信灵魂存于头部，一旦丢失了头颅，灵魂便不能归国，永远只能做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因此大刀在战场上有时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如1942年12月在朱家岗战斗中，新四军四师26团某部一排长王康率部坚守一段交通沟，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后，部队伤亡殆尽，王康将自己拴有红绸的大刀插在沟沿上，准备与敌最后一搏，没想到早已精疲力竭的日军竟被吓住，直至战斗结束再也未敢发起进攻，最后奇迹般地保住了阵地。

当敌后根据地渡过了最艰苦的岁月，开始局部反攻之后，随着缴获日益增多，正规部队装备条件有了极大改善，大刀很快被淘汰下来，即使是民兵等地方武装，在有了足够的枪械后，也将包括大刀在内的各种原始冷兵器逐步替换，到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很少使用。不过大刀并未完全消失，解放初期直至1960年代初，大刀在一些地方仍作为民兵护秋、抵御野兽的工具在使用。随后大刀逐渐转换角色，由武器变为舞台道具，其“亮相”频率在文革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当时的电影戏剧中甚至成为中国革命和红色武装的一种象征。

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男人保卫他们的家园和女人的故事。

日本军刀钢质好，硬度高，韧口薄，杀徒手之人好用，忌讳刃口相格；中国大刀厚重，须腰部有力，重在反手刀，在战场上砍人亦砍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