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马关条约引起什么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近代社会的重大转折点，问题复杂，千头万绪，教科书用简短的篇幅加以介绍，确实是很不容易的。由于近年来新的资料不断发现，研究逐步深入，原来的教材内容显然有更新的必要。兹择其要者，略陈管见，以供采择。

关于战争爆发的背景

日本之所以发动甲午战争，不能仅仅从经济方面找原因。就日本海外扩张的思想渊源而言，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开始推行“武国”方针，以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为基本国策。明治初年一时甚嚣尘上的“征韩论”，其实质就是侵略大陆论。根据近年发现的日本档案，早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即制订了多种侵华方案，其中以其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提出的《清国征讨方略》最为著名，它不仅包括军事占领北京、南京等地的作战计划，还特别建言乘战胜之机将中国分割为6块，以最终灭亡中国。所以，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原因。

当日本发动战争之际，国际环境对它是相对有利的，但对此也不能用静止的眼光来观察。事实上，在整个战争期间，西方列强、特别是俄、英两国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日本运用巧妙的外交手段，对俄国谎称它出兵和留兵朝鲜是为了维护朝鲜“独立”，稳住了俄国，使其对中日冲突暂时采取不干涉政策，宁肯坐山观虎斗，以便伺机攫取最大的利益。至于英国，出于维护其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并不愿打破远东国际关系的原有格局，起初是不支持日本挑起战争的。于是，日本对英国采取“打俄国牌”的外交策略。英国为了防俄的战略需要，决定用牺牲中国的办法来满足日本的侵略欲望，开始将其远东政策的重点移向日本，对日本的急欲发动战争从调解一变为默许的态度。

介绍战争发生的背景，且不可忽略中国自身的因素。甲午战争，从根本上说来，实是中国与日本从事近代化之战。19世纪40年代，魏源提出“师夷长技”，是为倡导近代化之先声。到60年代中期以后，左宗棠奏设福州船政局，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则是秉承“魏子遗意”，成为近代化的实践者。迄于甲午战争爆发，几近30年之久，中国近代化的成效如何？甲午一战作出了最后的结论。可见，中国之败，败就败在近代化没有真正搞上去。

关于战争的经过

战争是怎样开始的？一般都认为：“1894年7月，日本海军在朝鲜半岛海面袭击中国的运兵船，不宣而战。”此说也有所本。光绪皇帝的宣战谕旨即称：“突有倭船多只，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衅开自彼，公理昭然。”其实，此处叙述并不准确，遂致以讹传讹。根据日本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7月25日的日记：“午前7点20分，在丰岛海上远远望见清国军舰济远号和广乙号，即时下战斗命令。7点55分开战。”这说明战争是因日本海军袭击中国军舰而引起的。至于中国租自英国的运兵船高升号，则是在当日9时15分遭到日舰拦截，于下午1时许被击沉的。

对于历次战役的介绍，亦不宜简单化地处理，而应该做到全面性，也就是实事求是。尽管从整个战争看中国是失败了，但在某些具体战斗中清军也有获胜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败”字到底。如马玉良指挥平壤城南船桥里之战，聂士成坚守摩天岭并袭取连山关，以及依克唐何巧用运动战在辽阳东路连连歼敌，都取得了极佳的战绩。再如年逾古稀的老将宋庆，辽东的几次大仗和硬仗都是他指挥的，每战必亲临前敌，身先士卒，短衣帕首，奔驰于冰雪中，士卒感奋勇进，予敌人以重大杀伤，消耗了其有生力量，因而日人对宋军颇有畏惧之心。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败”字所能概括的。

至于日军旅顺大屠杀的数字，应该力求准确。教科书说：“全城约有两万人被屠杀，幸免遇难者仅36人。”此处说“全城”及两个数字皆有不妥。旅顺市街只有3条街道，居民约10000人，被杀者2600多人，更多的被杀者是在旅顺市街以外的乡村和山区。全区死者在20000以上。“约有两万人”可以理解为20000以上，也可以理解为20000以下，未免过于含糊。1948年旅顺《重修万忠墓碑文》即称：“我同胞之死难者凡二万余人。”据笔者考证，这个数字是最接近于历史事实的。“幸免遇难者仅36人”之说，出自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Thomas Erskine Holland）所撰《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Wa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一文，后又收入所著《国际公法研究》（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1898年伦敦出版）书中，并非第一手材料。因此说为陆奥宗光《蹇蹇录》一书所引用，故广为人知，其实是绝不可靠的，以不用为是。

日本通过这次战争掠夺了多少财富

《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应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亿两。还订有《另约》，按此规定日军在威海卫的3年驻军费150万两，也由中国支付。其后，根据《辽南条约》，中国再向日本支付赎辽费3000万两。三项合计，***为库平银23150万两。教科书称：“巨额的赔款，相当于清政府三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其实，以上都是纸面上的数字，中国实际付给日本的决不止此数。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日双方商谈交付赔款的办法时，日方竟擅自提高库平银成色标准强迫中国接受，使中国多付给日本标准库平银1325万两。日本还要求中国在伦敦用英镑支付赔款，并按低价预定镑银比率，中国不得不用高价购进英镑，而按低价折算支付给日本，此“镑亏”又多付给日本1500万两。这样，中国实际付给日本的赔款是库平银25975万两。

除赔款之外，日军在战争中掠夺的财富亦很可观。日兵抢劫乃是惯习，“民间鸡豕竟吞噬，器皿钱财一掠空”。中国民间的财物损失难以统计，且置而不论，即以官方损失而言，被日军所掠夺的兵船、军械、军需等项折价达到库平银6008万两，再加上日本在战争中所获取的金银货币折合库平银2020万两，合计为8028万两。

这样，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掠夺的财富实际达到库平银33983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四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也是日本全年财政收入的5倍半。日本成了名副其实的战争暴发户，于是凭借这笔滚滚而至的天文数字巨款，大搞所谓“战后经营”，进一步扩军备战，使整个国家机器战争化，成为此后东亚地区的主要战争策源地。

关于台湾省的反割台斗争

教科书写道：“ 1895年5月，日军在台湾基隆附近登陆。台湾巡抚唐景崧逃往厦门。台湾人民推举爱国志士丘逢甲、徐骧为义军首领。徐骧率义军在台北迎击日军。当台北告急时，丘逢甲率军支援，同日军苦战。后来，战事转入台中。刘永福率黑旗军和徐骧义军联合作战，猛烈打击敌人。”台湾省的反割台斗争相当复杂，用百余字加以概括，确乎有其难度。惟其如此，更要注意在介绍事件和人物时尽量做到准确无误，恰如其分。如日军是在澳底登陆，此处西北去基隆50里，其间重峦叠峰，山势险峻，却说成在“基隆附近”，偶一行文不慎便造成了地理上的错误概念。再如对丘逢甲和徐骧的介绍，也需要重新考虑。

丘逢甲确曾担任台湾省义军首领，但不能说是台湾人民推举的。丘逢甲倡办义勇是在1894年秋间。12月，唐景崧奏准以丘逢甲总办全台三府义勇事宜，编伍在乡，不立营垒。翌年3月，形势益趋危急，唐景崧始正式任命丘逢甲为全台义军统领，统带营伍北上。所以，说1895年5月日军侵台后丘逢甲被推举为义军首领，是完全不准确的。当时丘逢甲率义军驻守南崁至后垅一带，闻台北被日军所陷，率部向新竹阻击南下日军，先后参加了大湖口之战和反攻新竹之役。说他支援台北同日军苦战，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了。

至于徐骧，确实是一位值得崇敬的抗日英雄。《马关条约》割台条款传到台湾后，他义愤填膺，毅然投笔从戎，筹组义军一营，亲任管带。及日军自台北南侵，徐骧转战各地，几乎每战必与，出生入死，屡挫屡奋，直至壮烈牺牲。尽管如此，徐骧从未被推举为义军首领。徐骧为义军首领说，系来自江山渊所撰之《徐骧传》。时江山渊在上海，关心台湾事，采自台来沪者之风闻传言渲染而成此传，曾刊于《小说月报》，因该刊读者面广而颇有影响，其实是不足凭信的。

说到义军首领，有一位真正的义军统领也不应该忘记，他就是吴汤兴。清廷割让台湾消息传来，吴汤兴誓抗朝命，经丘逢甲举荐，由唐景崧颁给台湾府义军统领关防。台北失陷后，吴汤兴率部自苗栗抵新竹城外，各路义军不期而会达万人，众推其为抗日义军首领，登台誓师。他率领义军多次与日军激战，最后在彰化八卦山之战中壮烈牺牲。教科书不介绍吴汤兴，应该说是一个缺陷。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1994年到台湾参加学术会议时听到的一种论调：“乙未抗日保台战争是一场地域乡民保卫乡土的战争。”如果此说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将那些为抗日保台而捐躯的清军（主要是新楚军和黑旗军）英烈置于何地？事实上，在当时建立的清军与义军联合作战的体制中，清军始终是抗日的主力，在反割台斗争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如新楚军统领副将杨载云乃湖北人，与义军联合进至台北府南路抗战，历时两月有余，出队十余次，屡次挫敌，声名大震于中路，后在头份之役中力战，不避铳火，身中数弹而亡，时人赞其为“血性奇男子”，“奋臂冲前敌，身冒炮火甘自焚”。再如黑旗军营务处吴彭年乃浙江余姚人，奉刘永福之命北援台中，使局面为之一变，后在彰化保卫战中乘马往来指挥，“据鞍转战莫敢撄，血溅衣襟溘然逝”，终至与马同殉。有诗人赞之曰：“人居世上谁无死？泰山鸿毛权轻重。”对于这些杰出的清军抗日英烈，在教科书中是否也应作适当的介绍？这样的话，不仅可真正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避免失诸偏颇，且可证明“乙未抗日保台战争是一场地域乡民的保卫乡土的战争”说之荒诞无稽，因其未免离历史事实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