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纪德为何与萨特并列？

文/思郁

二十世纪的法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世纪，我们都熟知二战以后是萨特的天下，而在二战以前毫无疑问应该称作是纪德的时代。当然这种成功对纪德来说，有些姗姗来迟，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他的作品，虽然已经有了不好佳作，但是直到一战后才真正被读者知道。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开始放纵自己的个性和名声，他占据了人们的思想，成为了各种媒体的头条和大众饭后的谈资。尤其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每一本书的写法都不一样，时而神秘，时而浮华，他的一个个变化令人有种目不暇接的震惊。但是最令人震惊的还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八卦、爱情、乱伦、性取向、恋童癖。一战后，纪德曾经想从幕后的阴影中站出来正式领导他主持的《新法兰西杂志》，但这一举动遭到了许多作家和同事的反对，其中尤其以诗人克洛岱尔的反应最为有代表性：“如果是这样，我绝不会再在这个杂志上写一个字。纪德的名字意味着鸡奸和反天主教。”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在当时都是天理不容，更别说纪德两者兼具。事实上，他始终为压在他性生活上的禁忌而痛苦不堪，很久以来，他就打算写一本描写同性恋的书，甚至打算向公众公开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他觉得说出来不但是为了自我解放，也是为了解放所有被世俗和宗教偏见制造出来虚伪所折磨的人。

1910年，他写了第一版《科里登》，1917年又重新写这个题材，第二版发行量更低，几乎不为读者所知。1922年他写了一个新的前言，打算重版这本书，再次为同性恋辩护。天主教界听到了消息派人来试图说服他不要出版，反而激发了他的反抗。新版本还是于1924年重新面世，对纪德来说，这是“一种解放的保障，谁能说清，究竟有多少人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而得到了解放呢”。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一部自传体作品，是他在一战期间完成的《如果种子不死》。他在书中讲述他的童年，他的家庭，他的读书岁月，他的宗教情感，当然也免不了提及他最初的同性恋倾向以及他的同性恋爱情，他的冲动与那种清教徒信仰之间的不断冲突的性格。这种公开而真诚的袒露，再加上《人间食粮》的抒情，终于把纪德推上了“当代最伟大作家”的宝座，从而使他成为了真理的捍卫者。

当然，捍卫者的名声并不是如此容易就唾手可得。1932年夏天，当纪德公开对苏联表示自己的好感时还是让很多人感到错愕不已。随后，当受到法西斯胁迫的苏***竭力摆脱孤立境遇时，当法国***产党也向同情者敞开怀抱时，当形形色色的人都向左派知识分子靠拢时，纪德也加入了苏联阵营。我们看到他在大街上游行，看到他签名请愿，看到他主持会议，看到他在大会上发言。这种“介入”行动的一个结果是，1936年，纪德接受了莫斯科政府的邀请，到苏联进行为期十周的访问。回到巴黎后，他决定公开发表他旅行中的日记，这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访苏归来》。纪德在书中委婉而审慎地表达了一个想象中的苏联与真实苏联的差距给他带来的失望。

他在其中找到了什么？一个僵化的体制，一种教条主义，一种对绝对权力的屈服和畏惧，一种对标新立异的打击——当然，还有那些非人道的惩治同性恋的法律。在他原来设想中的苏联应该是摆脱一切束缚和禁忌，摆脱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的乌托邦，但他最终发现那里其实不过是又一个清教徒式的教堂而已。因为这本书纪德招致了很多的谩骂，得罪了许多的友人，介入了许多的论战，但是他从没后悔这样做。在他看来，坏事就是坏事，坏事就需要揭露，需要真实。他只是在捍卫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理论，永远捍卫真理，不管代价有多大，哪怕丧失自己的威望也在所不惜。正如他去世前所言：信赖正在寻找真理的人，怀疑那些已经找到真理的；怀疑一切，但不要怀疑自己。他用自己的一生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虔敬地实践这一方法的光辉范例。

对我而言，纪德始终是一个困惑的存在，他的存在不断解体又重新组合，每个时期都大为不同。他是一个变幻无常，谜一般的人物。他的存在显示了人在自我探寻中必然经历的彷徨和反复的过程，他正是在这些反复矛盾的过程中袒露了他始终不渝的真诚，对人性永无休止地追问，对真理永不停息的渴求。他坚信人具有多种可能性，所以他的人生格言是：体现尽可能多的人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为了人的形象“不可替代的典范”（萨特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