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和普通人划清界限？

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首富总是公众和媒体注目的焦点，记者们似乎总有办法将首富生意上、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公之于众。不过，对于已故台湾首富、国泰集团的大家长蔡万霖，记者们却显得束手无策：不知道个人行踪，不知道生意动向，没有媒体访谈，没有公开讲话，想找一张照片都很难。

蔡万霖创办于1979年的霖园集团是台湾最大的一家民营企业，旗下拥有国泰人寿、国泰世华银行与国泰建设等知名公司。蔡万霖生前是霖园关系企业集团的核心人物，其个人财富超过60亿，而其整个家族的资产总值则高达3000亿美元。因此，蔡万霖有“聚财之神”的美名。 尽管有如此大的家业，蔡万霖却从不张扬。他生前行事极为低调，唯一一次亮相、而且曝露在媒体的镁光灯下，是当年台湾当局开放新银行，要求每个新银行的负责人都必须到台“财政部”接受测试之时。当时，蔡万霖被媒体团团围堵，有记者央求他：“可不可以讲一句话?”蔡万霖走到自己的车前，开了车门回过头，讲了一句令所有媒体人至今都难忘的话：“再见!”说这话时，蔡万霖的脸上露出了外界鲜见的灿烂笑容。

蔡万霖是台湾少数不爱在外露面的大富豪之一，是一个十分神秘的人物。坐落在台北市仁爱路４段296号的国泰人寿保险公司大厦就是这位世界级富豪的大本营。顶层一个1500平方米的空间，就是蔡万霖的办公室。蔡万霖有专用电梯，身边时刻有保镖保护。他很少参加社交应酬，不在电视露面，报上的消息也很少。除了工作之外，他的消遣方式就是每周一次的高尔夫球及平时的太极拳。蔡万霖也是一个十分简朴的人，不抽高级香烟，抽的只是台湾生产的价格较低的“万寿”烟，座驾是台湾裕隆2400CC自产车。不过，蔡万霖早期曾担任台湾垒球协会理事长，也一度活跃于政界，当选过台北市议员，只是在成为巨富之后，才变得十分神秘。

蔡万霖于2004年9月27日去世。作为台湾工商界的巨子，身后事自然得以高规格办理。但蔡家后人依然力图保持低调，对灵堂、遗体暂厝、住处都戒备森严，严控门卫。每一位前来吊唁的人，要将背包存放在一楼，由一楼人员通报28楼的蔡氏四兄弟，再由一位总经理以上的主管带领上28楼。蔡万霖遗体暂厝的慈恩园，一楼电梯就有保安人员守着，不准闲杂人等接近，摆放遗体的5楼总统套房则有两名保安人员和一位家属轮流看守。

蔡家对媒体更是严防死守，防止不当消息泄露。在正式的讣告发布之前，一封律师函就发给了台湾各大报社的总编辑，指出三天来丧礼被有的媒体“八卦化”，有些内容夸大其词，严重损害蔡家形象及清誉，要求媒体尊重丧家隐私。在祭奠现场，即使媒体老板到场，也不许摄影拍照。一家电子媒体记者企图带针孔摄影机闯关，被保安人员查出并挡下。

在心理上，有钱有势的人总想通过一定的方式来显示自己，从而享受别人的敬意。但是，越是大富大贵之人，往往越是显得低调、隐晦，人们难得一见他们的身影。即使出现在公开场合，也表现得平和、朴素，尽可能地不惹人注目。是他们不想显示自己吗?他们只是不屑以故意炫耀的方式来显示，更不屑于跟凡夫俗子、市井小民混迹一处，相提并论。把自己隐藏起来，远离大众，是他们显示自己特殊身份的特殊形式。在这种与显赫身份形成强烈反差的低调背后，当事人的骄傲、清高与不同凡响溢于言表；同时，也反衬出他们的充分自信——不需要以高调、张扬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用担心被社会遗忘，不乞求他人的认可。

既然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言谈举止谦虚朴素，那还算得上摆谱吗?他们摆给谁看呢?当然首先是针对与自己大致处于同一阶层的人。在自己的同类面前，成功者是不吝于显摆自己的，这样做才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感，潜在的回报也最大。不过，普通大众也是他们的重要诉说对象，因为大众总是对他们的一举一动怀着浓厚的兴趣，在内心里，他们也时时地与不知名的人进行着对话与对抗。作为一种特别的行为与存在，隔离主义向大众释放出明确的信号：“我是身份高贵的人!”“我不愿意搭理你们!”权势人物的低调与一些成功人士的招摇过市形式上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显示自己与众不同、高人一等的表现方式。

一般来说，大富大贵的人都有一种高度的优越感，可以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自恋狂”。在这些人的眼里，普通老百姓与其不是在一个档次上的，如果和普通人走得太近，岂不是自动降低了身价？因此，富人一定要和穷人划清界限，而故作神秘，是一种不与大众为伍的绝佳手段。它既避免了和普通人的“正面冲突”，避免了外界对自己的非议，同时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将自己放在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从而，只顾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关注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