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都都主笔写过哪些报？

鸦片战争60年后的中国，就像是一栋破旧的大房子，外面的人进来抢东西，分地盘了，我们自己的人就干看着，一个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房子是老佛爷的房子，关我屁事。

少数精英站出来，对着门窗墙壁修修补补，但架不住房子太大，只能拆东墙补西墙。这时候，一个带着浓厚广东口音的声音响起：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

这把声音，如石沉大海，很快消失于无形。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听到了，起身为他鼓掌叫好。

说这话的人，叫梁启超。当时不过二十七八岁，但已经名满天下，还是清政府的通缉犯，流亡在日本。

在日本，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做“新媒体”，靠一支笔怼人。这是他的看家本领。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

梁启超作为一个“新媒体”大V的真正崛起，是在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阶段。

1896年8月，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创办《时务报》，力邀梁启超南下主持笔政。

梁启超一到位，果然很给力。他没有选择做全民娱乐八卦，也没有选择做猎奇的社会新闻，这两类新闻在当时的《申报》上很受宠。

他不在乎别人的流量和用户，不惜与投资人汪康年唱反调，始终狠狠地扣住时代的痛点，直指时局。

他把体内的洪荒之力，化作这份报纸的立报宗旨：扮演狂人，针砭时弊，唤醒沉睡者，让大家一起呼吁当权者搞变法。

他的万字雄文《变法通议》一推出来，立马成为爆款，刷屏了士大夫的朋友圈。

梁启超几乎一夜成名，天下皆知，旋即跨入名流圈。当时有人评论说，自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无人不知新会梁启超。

1897年初，梁启超往武昌拜见张之洞。张当时是洋务派的实际领袖，握有一方军队和数个近代化工厂企业，办有各类学堂，还懂一点西学，在清廷官僚中是颇有影响的实力人物。

但一听到梁启超来访，这个大人物还是极为兴奋，破例开武昌城中门来迎接，还问下属能不能按接待钦差大臣的规格鸣炮以示尊重。下属跟他强调，梁只是一个小举人，这样隆重有点过了，张之洞才悻悻地不提鸣炮。

可见，梁启超已经爆红到什么程度。如今，那些千万粉丝的自媒体大号，论影响力远不及梁启超的一根手指头，至少，梁启超可以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这一点就足够让咪蒙们羞愧至死了。

拜见张之洞那天，恰好张的侄子结婚，但张之洞抛下宾客，把梁启超迎进密室，两人长谈到了深夜。

张之洞说，小梁，别干苦逼的“新媒体”了，来我这当两湖书院院长吧，月薪“千二百金”，比你吭哧吭哧写稿接广告强多了，怎样？

小梁一心扑在《时务报》上，他知道自己的影响力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要回到哪里去。他婉言谢绝了张总督的邀请，不久就返回上海，继续码字。

梁启超一生以多变、善变著称，很多人因此怀疑他的人品。但从历史角度来看，每一个处在激烈动荡年代的人都会有多次变化，何况是心忧国家、民族的有志之士，与梁启超同时代的孙中山、杨度、章太炎等都有过两次以上的变化。不变，才是奇怪的。

正是梁启超的多变、善变，才让他在很长时间内，始终立于时代潮流的前端，而不像他的老师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后，就被扫出了历史的主流。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期间，他学会日语，可以翻看日本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报刊书籍，如同进入了一座新的富矿。

作为一个杰出的新媒体人，梁启超有着非凡的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

有人夸张地讲，梁启超在逃亡日本的船上，当夜就学会了日语。梁启超说，不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在五个月里学会了读日本书、念日文——这学习速度，你们随意感受下。

作为一个保皇党人，他这时更像一个革命党人。他竟然在“党报”《清议报》上发表“排斥满清”的革命言论，谈民权，谈自由，谈破坏，还与革命派的头儿孙中山频繁往来，打得火热。康有为发现后，命令他把报纸撕毁重印。

说明一下，作为政治流亡者，梁启超在日本的角色，相当于康有为创设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的二把手。二把手公然“叛变”，还起草了一封敦劝康有为退出政治舞台的信，这搞得康有为很难过，也很生气。

1901年12月，一场大火结束了《清议报》的历史使命。

两个月后，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这是一份综合性半月刊，相当于一个月才推送两次，但推送内容极其丰富，光栏目就有25个。

最关键的是，梁启超没有丢弃他的看家本领——发表政论文章。这是他的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号召力。

很快，《新民丛报》就吸引了大批忠粉，粉丝遍布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越了他本人办过的任何新媒体，也让他此后创办的新媒体无法超越，成为他一生17次参与或创办报刊的巅峰之作。

最大的一次危机来自袁世凯称帝。

梁启超是君主立宪制的拥趸，民国后，跟人组建进步党，拥护袁世凯。结果，袁世凯突然要称帝，这不啻于把梁启超及其进步党的信誉当成了内裤，还要露出来。

梁启超的危机公关方式，就是写文章。当时他是《大中华》杂志的总主笔，在上面发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爆文，揭露了那些怂恿袁世凯称帝者的别有用心。

这还没完，他又接受采访，在报纸上放风，说袁世凯原来想用20万买他这篇文章，被他拒绝了。

跟现在一样，猛料不管真假，总能消费一波社会情绪。这下整个舆论炸掉了。

然后才有了他支持并参与倒袁运动那些事儿。

袁世凯倒台了，“善变”的梁启超则从袁的拥趸变成了反袁的功臣。

还有一次危机来自张勋复辟，他的老师康有为竟然署名拥护复辟。

自戊戌变法之后，人们都是“康梁”连着用的，虽然他的思想与康有为已经渐走渐远，但还是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

于公于私，梁启超都无法不吭声。于是他公开站在老师的对立面，在报上发文指斥康有为。

有人对此表示惊讶，梁启超说：“吾不能与吾师***为国家罪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