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官在明朝是何种存在，在当时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对于言官，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尤其是御史。御史是古代掌管监察官员的泛称，负责弹劾、纠察官员过失诸事。御史在影视剧或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比如说史上最生猛的御史海瑞，再比如没那么出名但生猛不亚于海瑞的权万纪、袁可立、陈庆镛等。
海瑞可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御史，不过他在上《治安疏》时任职户部云南司主事
不过御史最开始并不归“司法口”管，而是天子的私人秘书。先秦时期的御史属于史官范畴，主要职责是记录天子的言行、代收国书等等。到了春秋“礼崩乐坏”以后，别说那些大国的国君了，就连封君也能弄个类似御史的“侍史”显摆一下。比如《史记》中就有记载“孟尝君侍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五》）；而到了战国时，像魏、韩等国连个小小的县官都能领着个御史到处招摇。
始皇帝一统六国之后，御史才成为专门行使监察职能的官职，并一直延续到清朝。
秦朝置御史大夫，职权仅在丞相之下，还负有代朝廷起草诏命文书的重任，可谓炙手可热。不过到汉朝就一落千丈了，御史大夫品秩只有两千石（丞相和太尉为万石）不说，还沦落成了丞相的助手。这里需要提一句的是，在东汉末年改刺史为州牧之前，刺史是隶属于御史台管辖的，相当于御史的一种。所以刺史的俸禄很低，只有六百石，也跟普通的侍御史相同。
御史最重要的武器不是嘴皮子，而是笔杆子
两汉之后，御史的职权进一步细化。比如到了唐宋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明清之后除了以监察御史分道纠察外，还另外分任各种专项监察任务，比如巡按御史（清顺治后不设）、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城御史等。此时御史的特点就是人数多、品级低、权力大，能“以卑察尊”、还“可风闻弹事”，给予了各级贪官污吏很大的威慑力。
当然，更多的时候御史还是以充当各种大佬权力斗争的“急先锋”的角色出现，像海瑞那样一根筋做事的御史毕竟还是少数。
说到海瑞，可能有朋友会说历史上最有名的言官还有魏徵，这话倒是没错。不过我前边只说“海青天”而不言“魏人镜”也没错，因为这涉及到古代言官系统的台谏之分。
言官分台谏，一个专挑同僚的茬儿，另一个以喷皇帝为己任。言官又分为监官和谏官，并称台谏。其中监官是代表皇帝监察各级大臣的官吏，比如前边提到的御史，即“只管臣不管君”；而谏官则是对皇帝的过失进行规劝并有权督促其改正的官吏，大臣犯错不归他们管，只需要一门心思盯紧皇帝就行了。
唐太宗君臣雕像。魏徵是贞观年间谏官的代表
在唐贞观年间，魏徵曾长期任职的谏议大夫、侍中、光禄大夫等职都属于谏官，所以他可以理直气壮的狂喷唐太宗李世民，因为这都属于他的正当履职行为，即便英明神武如李大帝也拿他没辙——为了不惹着这老货，后者曾活生生憋死了自己的鸟。相反，海瑞哪怕是身为御史（这位海大胆当时任职户部云南司主事，到了明穆宗时才当上右佥都御史），但他上《治安疏》臭骂嘉靖皇帝朱厚熜仍属于越职行为，理论上被逮进诏狱也不算冤。
因为谏官专职喷皇帝，所以要出名可比御史之类的监官容易得多。比如先秦的召公、晏子，两汉的王褒、贡禹、匡衡以及宋朝的包拯、司马光、欧阳修、范仲淹、苏辙等。
历史上的包拯并没破过什么大案，而是以作为谏官经常喷得宋仁宗赵祯落花流水而闻名
不过从北宋开始就有了台谏合流的趋势。主要是宋朝的皇帝太过弱鸡，欺负起来没啥成就感，于是士大夫们忙于党争内斗。因为内斗得太激烈，经常被拿来兑子的御史就有点不够用了，士大夫们干脆拿谏官凑数，使其也有了监察官员的权力（主要是斗宰相，比如倒霉的王安石）。元朝时废除谏官，以御史兼谏职，明袭元制，又添了个给事中与御史兼谏职，俗称“给谏”。到了清朝皇权大盛，臣子想当个奴才都需要资格，还想履行谏职纯属做梦，于是台谏统统打包塞进都察院，谏官从此形同虚设。
明朝是言官的黄金时代，也是言官最丑恶的时代。纵观历史，一部言官发展史，几乎就是中国古代皇权与臣权斗争史。但凡皇权强大（比如秦和清这一头一尾）时，言官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充其量替皇帝当只咬人的狗。而一旦皇权衰落、尤其是到了士大夫掌权以后，言官就成了士大夫内斗或是欺凌皇权的急先锋。
在古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君主专制、皇权独大利大于弊
在这其中两宋、尤其北宋是言官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体现在其一是发源于南北朝、但在唐朝中期遭到限制的言官可“风闻奏事”作为一项制度，在宋仁宗赵祯在位时得以再次确立并一直延续下来；其二是台谏合流，言官的职责分工被打破，从此他们上至皇帝下至小吏想喷谁就喷谁，再无限制；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两宋优待文官，甚至“与士大夫***天下”，使得经常作为士大夫打手面目出现的言官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明朝建立以后，雄才大略的明太祖朱元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做出了很多重要的革新，但同时又因草根出身的局限，使得他在许多制度设计上存在不足和缺陷。比如分封制、军户制以及重农抑商等等，这都为后来明朝的中衰以及亡国埋下了隐患。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对于打着“读书人”招牌的士大夫集团过于宽容和优待，导致终明一朝的君臣关系非常紧张，制造了大量的内斗，严重消耗了国力。
无论如何，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能与之并列的少之又少
不管是史书还是今天的影视文学作品中，一提到明朝就免不了出现以刘瑾、魏忠贤等为代表的阉党以及以严嵩父子为代表的奸党这些大反派，与他们对立的正面人物（而且经常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则肯定一群浓眉大眼的文官，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如杨爵、郑晓、唐顺之、海瑞、袁可立、杨涟等言官。而这些正义的文官在与权阉和权奸作斗争的同时，同期的如明武宗朱厚照、明世宗朱厚熜、明神宗朱翊钧等皇帝，基本都被诟病为昏君，反正不是什么好鸟。
然而这只是以某个群体——比如士大夫的观点记载的历史，却未必是历史的真实。
两宋319年的历史可以说是由士大夫这个群体来主导的。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品尝过至高权力美味的士大夫们当然想重温旧梦，然而随后而来的蒙古人对砍脑袋的兴趣高过讲道理，所以他们怂了（后来清朝时同样如此，文官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当乖孙子）。不过在明朝就不一样了，虽然开国的老朱在他们眼里是个大老粗，但毕竟同文同种，士大夫们觉得还是有道理可讲的，于是一场君臣争夺至高权力的大战就此展开。
真正毁掉明朝的，既不是皇帝也不是阉宦、奸党之流，而是士大夫
终明一朝276年，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文官有志一同的斗皇帝，而言官就是急先锋。面对这种情况，老朱家的皇帝们当然不肯让步，朱元璋、朱棣这样的猛人皇帝的选择是拎起大刀杀得人头滚滚。可是他们的子孙却没有这样的威望和手段，只能借助他人之手，于是特务、权阉以及从文官中分化出来的“奸臣”开始层出不穷的涌现，跟士大夫斗得热火朝天。
所以哪有什么阉党、奸党，其实都是帝党。而那些在影视剧中浓眉大眼的文官（尤其是言官）看似在跟刘瑾、魏忠贤、严嵩之流斗争，其实真正斗的都是皇帝。而且他们的
最终目的也并非为国为民那么好听，就是争权夺利而已。
而此时就显示出北宋在制度上放纵言官的弊病来了。
两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随着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尚武、开拓和创新精神渐行渐远
在两宋之前，言官有着严格的分工——谏官喷皇帝，监官揪坏官。所以我们看到在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成天被魏徵喷得满脸口水也只能老老实实的忍着（当然后来没忍住差点刨了魏徵的坟），而身份地位尤在魏徵之上的房玄龄、长孙无忌之流则只在旁边看眼或劝架，几乎从来不掺和其中。这是为啥？因为魏徵是谏官，喷皇帝是职责所在，而房玄龄等人不是谏官，也没这个权力。他们对皇帝有意见只能去找魏徵商量、让老魏去喷，如果老魏不同意则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要是他们敢乱喷，李大帝绝对不会像对老魏那么客气，打屁股和砍脑袋都是有可能的。
北宋以后台谏合流，监官也可以合理合法的喷皇帝了。到了明朝，老朱在建国时虽然对此也有所警惕，但只禁止了生员议论国事，这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漏洞，即凡是文官都可以议论国事、都可以喷皇帝。
事实上，凡是史上以虚心纳谏著称的皇帝，要么是个怂货，要么心里有鬼
所以海瑞上《治安疏》事件要是放在两宋之前，绝对是找死的行为，但在明朝就有徐阶等一大堆文官理直气壮的替他求情，朱厚熜也只能把海瑞关几天而已。而在左顺门事件中，身为翰林修撰的杨慎同样不是言官，却敢打着“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的旗号率领百官悍然冲击宫廷，这在哪朝哪代都可定性为“谋逆”大罪的严重政治事件，最后也只以朱厚熜打了群臣一顿廷杖，最后把杨慎发配云南告终。
言官的扩大化，还导致明朝党争的激烈化。比如在明末辽东主将熊廷弼、孙承宗、袁可立、袁崇焕等均因党争遭言官弹劾或死或走，直接导致对清作战形势的持续恶化。
言官的扩大化又带来了“可风闻弹事”的扩大化。翻开史书，明朝的皇帝除了跟文官关系好的朱高炽和朱佑樘以外，剩下的几乎个个奇葩、少有没怪癖的。比如斗蛐蛐（朱瞻基）、荒唐（朱厚照）、修仙（朱厚熜）、好色（朱载坖）、肥宅（朱翊钧）、木匠（朱由校）等等，尤其是明中后期的皇帝们争相恐后的淹死、吃错药、爆发各种“奇案”——就没有人觉得奇怪吗？难道是老朱的“种”不好，导致明朝的皇帝就没几个靠谱的？
哪朝哪代皇帝都没像明朝皇帝那么多奇葩的癖好，这难免让人怀疑有人在大规模的“风闻”抹黑
尽管我没证据，但还是以为这种情况难免与明朝的士大夫几乎人人是言官、人人“可风闻弹事”有一点的关联。既然是“风闻”，那么这些关于皇帝的八卦可以是隔壁王老二说的，对街的李老五也行。至于王老二和李老五说没说过、甚至这两个人是否存在都不重要，反正不能因言获罪，否则这么干的就是昏君、就是奸贼。
两宋的皇帝很弱鸡，于是寂寞无敌的文官大内斗；明朝的皇帝很“护食”，于是找到了对手文官有志一同的斗皇帝。所以明朝的君臣斗争可能是历朝历代中最激烈的，也是最残酷的，残酷到了崇祯皇帝朱由检几乎是被他的大臣们逼死在煤山。当然这些大臣们也没落着好——当初国库空虚，朱由检跟大臣们借钱，后者纷纷哭穷，连老丈人周奎也只肯借1万两。结果李自成进京后只需一顿拷打，就从周奎家里搜出57万两，而据说李自成更是在整个京城搜刮到了7000万两之巨。
闯王进京城可是发了一笔横财
这就是在《新龙门客栈》等影视剧中所大肆赞美的大明忠良啊！
后来满清入关，因为满洲人文明程度不高，所以几乎全盘照搬了明朝的各项典章制度，唯独对士大夫的政策上除外，便是深刻吸取了明朝老朱家的教训。现在经常还听到各种对清朝不满的声音（这里不讨论对错），其中就有将康雍乾称之为“饥饿盛世”的说法——其实中国老百姓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能吃饱肚子的日子并不多，清朝百姓的肚子也不比之前的历朝历代更瘪，不过清朝士绅的日子确实过得比前朝要惨得多。别的不说，一个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纳粮就将他们已经享有千年的特权几乎一扫而空。
人家叫嚷饥饿盛世是替士绅叫屈，谁管你百姓死活？
而古时士大夫所说的“民”其实从来跟普通百姓没有半毛钱关系，即便有也是打个幌子罢了。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们所谓的民、所谓的为民请命，其实都是给自己捞取权力和利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