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两位唯物主义思想家

我所了解的有著名的王充。这是他的相关介绍:

一、生平

王充,字仲任,浙江上虞人。东汉建武年间出生于一个“细族孤门”的平民家庭。

祖上曾因军功,受封于会稽阳亭。但由于性情刚烈得罪上司,失去官职,便躬耕田亩,以农桑为业,也兼做过商贾小贩。因受地主豪绅排挤迫害,由元城迁至钱塘(今杭州),最后又迁到上虞。由于家庭的影响,王充从小憎恶豪绅污吏,同情平民布衣。他自幼聪慧过人,深得父亲王诵的喜爱。6岁读书识字,8岁入书馆学习,后离开书馆,学习《论语》、《尚书》。后又进入中央太学学习。他不满于太学学风,厌弃章句之学,不肯严守师法家法。文学上也渐露锋芒,文章纵横驰骋,气势磅礴,时如奇峰突起,令人瞠目,被视为奇才。20岁左右,入京师洛阳游学。曾就教于汉代著名学者、才华出众的儒学大师班彪。由于家境贫寒,买不起书,王允时常游走于洛阳售书的店铺摊头,长时间站立读书。他博览群书,读遍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之言。虽然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但由于性格耿直刚烈,“才高而不尚作,口辨而不好谈对。非其人,终日不言”,所以不为当权者喜,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只做过几任微不足道的小官。当过县衙门的掾功曹,后来在州府太守那里做过五官功曹行事,直到做州衙从事。王充“性恬淡,不贪富贵”,“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所以虽然官小位卑,竟怡然自乐。后由于和上司意见不合,辞官回家,“屏居教授,”从事教育工作 。王充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教授门徒和著书立说中渡过的。元和三年,王充59岁暮年,又奉诏到扬州所属丹阳、九江、庐江等地做“治中”的小官。不到三年,又因与上司意见不合辞官回家。仍然勤奋著述,并授徒不辍。大约在永元九年(97),病死家中。

二、所属流派

儒家学者,怀疑主义传统。

在王充之后,中国历史上历代都有极富批判精神的儒家学者,形成儒家的怀疑主义流派,如南北朝的范缜,唐朝的傅奕、吕才、柳宗元、韩愈,宋朝的石介、胡安国,元朝的刘基、谢应芳,明清的曹端、王夫之等,而这个儒家怀疑主义传统是以王充为最主要代表的。

怀疑主义始于孔、孟、荀,经后世大儒王充、朱熹、欧阳修、载震等人发阐之后,更成为一种儒家思想中最有价值的理性批判精神。

三、主要思想

王充的思想特色是反对迷信,实事求是,用他自己的语言即是“疾虚妄”,“务实诚”。不破不立,疾虚妄,反对迷信,正是破的功夫,王充说:“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对作》)树立一个实事求是的良好风尚,“使低务实诚”,才是王充的真正目的。王充在《论衡》一书中,对古往来今的一切虚妄不实之辞都进行了批判和检讨,涉及天文、地理、政治、学术、伦理、风俗等各个方面,内容至为广博。一部《论衡》,直敌一部汉代学术文化的百科全书。王充一生仕宦不显,“废退穷居”,但却“淫读古书,甘闻异言”(《自纪》),精心罩思,以成就其高言谠论。他的许多见解发前人所未发,道世人所不能道,自谓既“不类古人”,又“违诡于俗”。(《自纪》)范晔也说“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都是指其苦心孤诣,见解独到而言的。

首先,王充发展了儒学的天道自然观。

王充直接继承了荀子的“天人相分”的学说,同时补充说明了天人相分的原因,于此他吸取了道家 “自然无为”的理论,认为“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谴告》),于是形成了天道自然的哲学体系。王充认为天是物质的天,没有情感,也没有知觉:“夫天者,体也,与地同。”(《祀义》)天与地一样没有感觉器官,不会有知觉嗜欲:“地体无口目,亦知天无口目也”(《自然》),因无口目,故“恬淡无欲,无为无事”(同前)。天是自然之天,无为之天,天地合气产生万物,诞生人类,一例皆出于自然:“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谈天》)人生于天地之间,就像鸟生于林,鱼生于渊,虮虱生于人一样,都不是任何造物者的有意创作。由此可见,“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针对“天故生人,故生万物”的谬说,王充批评说:“儒者论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又说,“如天故生万物,当令其相亲善,不当令之相贼害也。”

其二,提出“元气”一元论,发展了儒学宇宙生成学说。

王充继承并发挥了元气学说,将之广范运用于各个学术领域,解释各种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这就不仅保存了汉儒的元气说而且丰富和发展了《周易》的宇宙生成理论。王充视元气为自然界的本原。上至天上的日月星辰,下到地上的飞潜动植,都是元气的产儿:天地为元气所生,天地乃含气之阴阳,“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万物之中,人世之间为何有形形色色的差别呢?王充认为那也是气作用的结果。他认为:元气有阴阳,禀受有沃薄。阴阳有清浊精粗之分,沃薄致善恶优劣之别。禀受精气者为高等动物,禀受浊气者为低级事物。人禀元气之精,含阴阳二气,具有智慧。天地万物,飞潜动植,不仅皆一例由气而生,而且也因禀气的情况不同而呈现出形形色色的形态和千差万别的境遇。一切的一切,莫不由气而生,由气而定。这就彻底地贯彻了气一元的理论,为儒家的宇宙生成学说作了理论说明。

其三,发扬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求实学风,对当时思想界、学术界和社会风俗中普遍存在鬼神迷信、怪异奇闻展开了全面批判。

王充旗帜鲜明地宣称:“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他说:人“禀气于元”,死后,“复归元气”,犹之乎“水凝为冰,冰释为水”。元气是没有知觉的,死后复归何得有知觉:“人未生,无知也;其死,归无知之本,何能有知乎?”那么,世间的鬼神现象又是怎么回事呢?他用生理常识解释说:“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思念存想之所致也。”人们见鬼不过是精神专注的一种幻觉。致于重病垂危之人见鬼,则是“畏惧存想”的“目之虚见”(《订鬼》),根本不是实有其鬼。基于对人死无知和死不为鬼的认识,王充对当世的厚葬、淫祀之风也作了抨击,主张薄葬。

此外,王充还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的天命说和人性说。王充继承孔孟的天命说,认识到天命的必然性外,还提出了“时(时机)、遭逢(机 会)、幸偶(知遇)”等概念,亦即偶然性问题。认为时运、机会、知遇等等是实现命运的表现形式,是受命运决定和支配的。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 (“凡人幸偶及累害,皆由命也”)。这是王充对孔孟天命观的重要补充。

四、主要著述

王充一生著述颇富。最重要的有《论衡》八十五篇,其它还有《讥俗》、《节义》十二篇,《养性》十六篇及《政务》等书。除《论衡》外,大部分著述都没有流传下来。

《论衡》

《论衡》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三十卷,八十五篇,《招致篇》有录无书。据作者自述,写信的主旨就是“疾虚妄”、“归实诚”。内容主要阐明其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范文澜说,该书“根据实在的事理系统地全面地将所有‘儒书’(主要是指谶纬)‘道家’(方士神仙术)的种种谬说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迷信行为(阴阳五行家各派别的法术),一概予以驳斥”(《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232页)。其中他对文学方面的卓见远识,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有重要地位。他强调文章的实用价值。反对“空为”、“妄为”,以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主张文学要华实相符,“文具情显”,即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重独创,重个性,反对因袭模仿;主张语言要通欲,口语化,反对故作深奥。这些见解是针对西汉后期以来文学上的严重弊端而发的,具有进步意义,对后世文学批评也有很大影响。但因其对文学艺术之本有缺了解,故其某些论点有失偏颇。《论衡》文章的风格平易、自然、通俗,但在文采上略有不足。有《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本。

五、名言名句

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增其恶。

人有知学,则有力矣。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

胸中不学,犹手中无钱也。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

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

六、王充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王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也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在今天具有国际影响的伟大人物。章太炎说:“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胡适评价其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王充是我们浙江上虞人,生于东汉初的公元27年。

作为思想家,仅用“伟大”来形容王充是不够的,还要冠以“特别”两字。他的著作《论衡》问世近两千年间,始终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肯定、赞美、叫好的评语与非议、批判、攻击的声音,长时间纠葛在一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句精彩的概括之言:近2000年间“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论衡》这本书,在历史上既是思想武器又是思想靶子。每当官方意识形态弊端百出,社会面临危机的时候,士人学子便高举“实事疾妄”大旗,寻求思想解放,创建新的学说。而当统治者坐稳天下,需要强调纲常秩序时,又往往把《论衡》看作异端和思想领域的洪水猛兽,历朝历代都有大张伐挞的。最有意思的是乾隆皇帝,原来是慕名读《论衡》的,但在看到《问孔》、《刺孟》这些篇章后,便龙颜大怒,朱批了一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乱世惑民”。

王充作为一个思想家,在中国古代史上,其学风之独异,思想之另样,几乎是前不见古人,后罕有来者。他观察事物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乃至判别是非的尺度,都与主流文化很有些不同。在王充之前,浙江这个地方还没有出现过全国一流的大思想家。

七、王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王充对文化思想的影响主要分四个层面,可概括为“自主、从实、明理、合道”。

自立:王充精神的出发点

王充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最高层面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受各方条件局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进入主体高扬、自由创造的状态,是件难之又难的事。汉代官方的意识与民间的俗论,无不崇圣言、守陈说、信鬼神,大大束缚、扭曲了人们的思想认知能力,甚至构成了一种惰性的思想文化导向。

王充文化精神最具光辉之处,就是将人们不受约束的自由思想、独立判断,视为“天道自然”的组成部分,打破了人为的精神樊篱,为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南宋的事功学派秉承了这种精神,当“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席卷全国,为统治当局推崇、推广的时候,却在浙江遇到了非议和挑战,不与苟同的“义利并立”、“以利合义”的事功学说,在全国的学术格局中,隆起了一支声音别样又自成体系的浙学。明清之际,在全国率先向传统理学发出批评、掀起启蒙思潮的,又是黄宗羲为首的浙东学派。

这种自主创新的精神,长期以来影响、浸润着浙江人民,构成了一种文化基因与基本素质,在近几十年的体制转轨、发展经济中充分展现出来。浙江的工业基础本来十分薄弱,曾在全国倒数第三,浙江人不等不靠不要,不去搞什么“跑部钱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胆地突破计划体制的框框,创造了许多全国之最,奠定了浙江市场大省、经济大省的基础。

从实:王充精神的思维方式

王充精神第二层的内涵为“事实判断”的思维方式。后世的南方之学和浙江学人,之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上异见迭出,主要得力于这种优势,虽然他们的具体观点各有千秋,但“事实判断”思维为他们所***同把握。这反映着认识世界的科学眼光。

历史上的实学之风到了近现代,与现代科学精神结合后,迸发出新的光辉。清末民初,浙江文化大师和科学家层出不穷,实绩斐然。

明理:王充精神的实际操作

王充理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把事物内在的道理搞明白、说清楚。他生活的年代,除了尊经崇儒外,就是迷信流行。对于林林总总的民间习俗,王充以“疾虚妄”的态度,逐一剖析。

合道:王充精神的理想境界

王充最高的理想境界叫做“天道自然”,“无为而治”,但他也认同儒家“善政”的价值目标。不过,他对“善政”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些圣贤设想以儒家价值教化万民,从而达到齐世划一的和谐境界。王充对“德”与“法”的关系重新给予了思考,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之道:“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

任何治世,首先应将“谷足食多”作为第一要务,“仓廪实”而“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而经济兴旺,国力强盛,才能有足够的军力外御强敌,使得“百姓宁集”。“德”与“力”的二者兼顾才是和谐社会的根基所在。

还有一位是杨雄,下名师他的简介:扬雄生平

扬雄(公元前58-公元18年),一作杨雄。西汉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为西汉时与司马相如齐名的,汉代最受推崇的经学家、象数哲学家、文学家、天文学家和语言学家,辞赋成就媲美于司马相如,世称“扬马”。成帝时为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天禄阁,官大夫。为人口吃,不能剧谈,而以文章名世。早年所作《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风格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等赋。后来薄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并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在社会伦理方面,批判老庄“绝仁弃义”观点,而重视儒家的学说,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事》)。曾著《方言》,叙述西汉时代各地方言,为研究古代语言的重要资料。又续《苍颉篇》编《训纂篇》。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杨子云集》。清严可均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其赋、箴等***四卷,最为详备。

扬雄勤于思考,不为章句所限,其学“博览无所不见”,“默而好深湛之思”。少时师事著名学者严君平。严精通先秦老庄学说,其所著《道德指归》,内容博大精深,在探索宇宙的起源、演变过程及其依据的立论,体现了较强的哲学思辩性,对扬雄影响很大。扬雄在我国天文学史上的浑天、盖于两说的争论中,由盖天说转而为浑天说的支持者,并为浑天学说树立了理论统治地位,有力地推动了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值王莽篡汉,处于乱世,雄乃不官隐于市,自甘淡泊,潜心著述,其所著“太玄经”,模仿《周易》,依据《浑天说》而本之于《太初历》。在书中他揉合了《易传》中的阴阳学说和《老子》的天道观,并吸收了当时宇宙理论和天文历法方面的思想资料,建立起了一整套关于宇宙形式和变化的体系,批驳了社会上借以宣扬谶纬迷信的天命论,他自诩其《太玄》是关于宇宙构造的缩影。他在《法言》一书中,提出了天数是历史演变的必然趋势,人能用精神钻研外物,天地的变化及其法则是可知的,并对天人关系作出了新的解释。《周易》谈的是天和地的相关问题,《太玄》谈了天地人三者的相关问题。故曰“玄者,天玄也、地玄也、人玄也。天浑行无穹不可见也,地不可形也,人心不可测也。故玄,深广远大矣。”玄者,含宇宙,容天地,判阴阳,明纵横,别贤愚,知祸福,玄以九九为数,故有八十一首。东晋时代的道教理论家葛洪,在其《抱朴子》内篇中一开始便提出了一个“玄”的范畴,认为它是宇宙的本质,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从“玄”产生的。他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它是先天地而存在,超乎一切之上,而又产生一切的东西。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无所不能的微妙无比,变幻莫测,虚无飘渺,难以捉摸的东西,不可能是物质的实体,只能是精神的实体。故葛洪又说:“夫玄道者,得之乎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他把扬雄的《太玄经》的“玄学”转化为道教思维的道教理论的“道学”。凡宇宙的生成,事物的运动,都是这个“玄”的作用。

杨雄主要著作

杨雄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是汉赋的名篇。他在《法言》和《太玄》中提出了自己的世界观。《法言》是一部以《论语》体裁写成的道德格言集,《太玄》则以《易经》的风格表达了一种宇宙论的思辨。

《法言》是杨雄具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之一。汉书杨雄传载其自序去云:“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足见本书之作,其主旨在于捍卫和发扬儒家学说。但与此同时,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依据唯物主义观点,对当时流行于世的天人感应、鬼神图识等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深得同时代唯物主义思想家桓谭的赞赏,对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有较大的影响。《法言》模仿《论语》而作,通过问答方式对当时思想界所关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论述。当时是经学统一天下的时代,阴阳灾异学说十分盛行。但扬雄没有局限在经学的藩篱之内,而是重新阐述了传统儒学的基本观念,批判了流俗的各种错误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企图恢复先秦儒学注重理性和道德实践的精神,因而在汉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太玄》是扬雄一生最得意、最费心血的一部著作。它是模仿《周易》而作,体现了扬雄卓越的哲学创造力和高超的玄思水平。《太玄》虽是模仿《周易》,但其结构却与《周易》有基达的差别。《太玄》和《周易》都认为天道虽然神秘崇高,但并不是不可认识和把握的。扬雄深受道家的影响,将宇宙的大道称之为“玄”,更加增添了对天道神秘莫测的本体性质的论述。他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生命和天地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所生成,而阴阳二气产生于玄,玄是世界产生发展的总根源。玄与道家所讲的“道”一样,是非常难以形容和理解的,它无形无象但又是现实世界一切事物产生和变化的总根源和所依据的基本规律。所以,“玄”可以说是扬雄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

扬雄思想的历史地位及意义

扬雄融会儒道两家思想,创造了一个严谨而精细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中国哲学的发展一般采取的是“述而不作”的方式,而扬雄竟然比拟圣人而创作了《法言》和《太玄》两部著作,使他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当然,扬雄所创的太玄体系,虽然自圆其说,独成一家,但在历史上的影响并没有像他本人所希望的那样。《法言》虽然流传于世,但毕竟仅仅是反映了汉代儒学发展的水平,无法与开创儒学的《论语》相比,而《太玄》机械地模仿《周易》,更不足以与五经之首的《周易》相抗衡,所以《太玄》在后世默默无闻,其影响远逊于《法言》。

扬雄有六大奇文称雄汉代。

其一,中青年时代仿效司马相如作辞赋,留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等流芳后世。又在文学批评上首倡“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观点,指出“辞人赋”有“虚辞烂说,劝百讽一”之弊,应视为“雕虫小技”,壮夫不宜为之。

其二,仿效《易经》作《太玄经》,仿效《论语》作《法言》。《太玄》、《法言》都是汉代学坛最富创造性的巨著。扬雄身后四十年,《法言》大行于世。《太玄》(亦称《玄经》),更开创了《易经》以后又一新的象数哲学体系。《易经》以阳符一和阴符——作象数变化的基本符号,以八卦相重为64卦,每卦六口,得384口。《太玄》在一与——两种符号外,新创了一——这一符号,建立起“方、州部、家”四重体系,四重分别与三种符号配合而得81首,每首9赞,***生729赞。《太玄》的象数体系吸引着汉代大科学家,大哲学家的心力视线,使他们惊叹佩服。桓谭盛赞“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也”。张子侯称叹扬雄为中国“西道孔子”,桓谭反驳张氏说:“子云亦东道孔子也,昔仲尼岂独是鲁孔子,亦齐楚圣人也”。桓谭预言:《玄经》,数百年其书必传。比桓谭稍后的张衡,平生耽嗜《太玄》。张衡备极叹服地说:“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汉四百岁《太玄》其兴矣。”张衡预言汉朝四百年之后,玄学将大兴天下,这已被三国两晋时的玄学风气所应验。

其三,扬雄是汉代第一个对南北方言俗语进行搜集研究并有专著《方言》的学者。

其四,扬雄是汉代第一个也是唯一敢寻《离骚》中屈原命运提出新见的文人,他作《反骚》,《广骚》、《畔牢骚》,对屈原忠贞深寄同情的同时,对“沉江自杀”提出了批评。

其五,扬雄作十二《州箴》,口五《官箴》,开后世地名学,职官学先声。

其六,扬雄精于天文数历,曾作《难盖天八事》,对盖天说进行了全面批判,根据充分,说理有力,是我国天文学上的重要文献。蜀人扬雄以上“六绝”学甲汉代,誉满后世,而成为巴蜀第一圣人。

扬雄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史设置了三道越不过的坎:研究文学不能没有扬雄、研究哲学思想不能没有扬雄、研究古代语言少不了扬雄。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奇丽的诗赋文章,同时他还创造一种新文体连珠体。在哲学方面,扬雄是西汉继董仲舒之后又一儒家代表人物。在《太玄》和《法言》中发展了儒家思想,他认为所有著述都应以儒家经书为出发点。在语言方面,他所著的《方言》开辟了中国方言文字学。是研究汉代方言、汉代语言学、中国语言文学史必不可少的重要材料,是中国最早的方言研究专著,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方言著作。扬雄前期在词赋写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晚年又否定词赋,他认为词赋在本源上没有达到对人的劝阻,反而是在向形式主义的方向发展,表现出了悔恨之意。他还提出“文必艰深”论,认为天被凡人看透就不成其为天;地为凡人看透就不成其为地,主张圣人之书艰涩难懂,受到了王冲的批评。

扬雄著作摘录

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省忧喜之***门兮,察吉凶之同域。徼徼著乎日月兮,何俗圣之暗烛?岂 宠以冒灾兮,将噬脐之不及。若飘风不终朝兮,骤雨不终日。雷隐隐而辄息兮,火犹炽而速灭。自夫物有盛衰兮,况人事之所极?奚贪婪于富贵兮,迄丧躬而危族。丰盈祸所 兮,名誉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烧兮,膏含肥而见 。翠羽微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圣作典以济时兮,驱蒸民而入甲。张仁义以为纲兮,怀忠贞以矫俗。指尊选以诱世兮,疾身殁而名灭。岂若师由聃兮,执玄静于中谷。纳焉禄于江淮兮,揖松乔于华岳。升昆仑以散发兮,踞弱水而濯足。朝发轫于流沙兮,夕翱翔于碣石。忽万里而一顿兮,过列仙以托宿。役青要以承戈兮,舞冯夷以作乐。所素女之清声兮,观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御饥兮,饮玉醴以解渴。排阊阖以窥天庭兮,骑 以踟蹰。载羡门与俪游兮,永览周乎八极。

乱曰:甘饵含毒,难数尝兮。麟而可羁,近犬羊兮。鸾凤高翔,戾青云兮。不挂网罗,固足珍兮。斯错位极,离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鱼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饿首山兮。断迹属娄,何足称兮。辟斯数子,智若渊兮。我异于此,执太玄兮。荡然肆志,不拘挛兮。

注释:

这是一首咏志抒怀之哲理赋,通过感叹贪富贵将致丧身危族、积财名将致祸怨缠绕,以鸟羽美殃身、今珠遭擘为喻,希图求道纳静、自由自在,歌舞闲适、与仙同乐。而后以屈原投河、伯姬焚身、孤竹二子饿死首阳山等典故强调自己独执《太玄》以荡然肆志。全赋表现出超脱避世的道家思想,但也隐含儒者气质,可以说是扬雄阳道阴儒思想的表征。

此赋亦言志亦抒情,实为上承楚骚、下开抒情小赋之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