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大学教给你懂得了什么？

大学教我的第一件事，是确立永远不会沉没的航标。

2005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踏进校门。那时候的校园是全然陌生的环境，一草一木都新鲜。穿过一片小树林，或者绕过几座教学楼，就能看见老建筑前的铭牌和石头，刻着书上才见过的名字。

后来走在校园内外，常常有不期然的邂逅。譬如暮色四合，瞥见夕阳里的背影，会有眼尖地同学悄悄地耳语几句：“那是贾植芳先生诶。”然后一排人默然站定，目送先生渐行渐远。

稍许年轻些的学者，是同学闲谈时的“八卦”来源。谁酷嗜饮酒千杯不醉，谁风流倜傥绯闻缠身，谁和谁有学理纷争，谁和谁有人情宿怨。翻吴中杰先生的《海上学人》《复旦往事》，看许道明先生的《挽歌的节拍》，起初都是对逸事的好奇而已。

可这些属于后辈的“轻慢”，一到课堂上就荡然无存。BBS上疯传的名师语录，就是最好的证明。师长是可爱可亲的。但师长身上的学问，以及追索学问的方式，却需要心怀虔诚。

毕业至今，最大的惶恐，就是埋首日常的汲汲营营，每每忘记从哪里出发。

2012年朱维铮先生病逝，姜鹏老师写过感人肺腑的自省：“自己这几年就像个贪玩的孩子，耽于艺文，忘乎大道。总以为有先生在，不用自己操心。”

其实，我们才是真正的耽于琐碎，忘乎大道，就像一群新丁，在无边的大海遨游，不知所往，不知所终。唯一令我们不至彻底迷失的，是一回头，望见师长们确立的航标，永不沉没。

大学教我的第二件事，是规避永远只看眼下的流俗。

我学了7年文科，新闻系又稳居“四大闲系”的行列，如果要用一个字为大学生涯定调，除了懒，想不出更合适的。

当时流行“懒人书桌”，一块桌板，四个支脚，撑开之后，就能搁在床上。到了冬天，寝室的日常一般是睡到10点，蜷在被窝里，只露出半个身子，架好“懒人书桌”，放上电脑，看nba或者电影。那副懒样，如果不明就里的人闯进来，还以为整个寝室都是半身不遂。

吃过午饭，如果没有课，会去泡图书馆。但也没什么正经的计划，不会背托福温GRE，只是信手翻闲书。我喜欢推理小说，新星的“午夜文库”和人民文学的整套阿加莎克里斯蒂，都是在图书馆里读完大半。

在一排排的书架之间游走，会深感自己的渺小，也因为渺小，会期待无穷无尽的自由。

现在的大学生活太精彩，社团活动无比新潮，早早创业的更是不计其数。但在我心里，大学最美的瞬间，还是清风拂过的午后，阳光穿透树叶，照进图书馆的长桌。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埋首字里行间，还带着不经意的微笑。

我知道，读书“无用”，懒惰“有罪”，尤其在“时间就是金钱”的时代。但对个体而言，能够驰骋在想象的浩瀚领域，也许是一生中最潇洒不羁的时刻。

双脚能够丈量的世界是有限的。当职业、家庭、社会的压力扑面而来，哪怕阵脚不乱，所受的限制也毋庸讳言。但大学时亲尝过自由的滋味，明白天地之大，再应对琐碎的苟且，就不会急功近利人浮于事。理想和原则，也能坚持得更久一点。

大学教我的第三件事，是养成永远离人一步的习惯。

复旦校歌写于1925年。里面有“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字句。

1927年，王国维先生沉湖，陈寅恪先生在碑文里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火，***三光而永光。”

初入大学，读到那个年代对独立和自由的忠实，觉得如口号般抽象。

可毕业之后，渐渐明白，所谓独立，就是对任何结论乃至“真理”心存质疑，不着急站队，永远和人群保持距离。而所谓自由，就是不说违心的话，不加无端的束缚，凡事靠自己，凡事对自己负责。

说时容易做时难。职场总分阵营，有多少人能冒着不予提拔或者免受排挤的风险独善其身？人情周旋，酒酣耳热，又有多少人不曾谄媚或者讨好，说些自己也不相信的话？

成年人的世界，都是选择与交换。选择意味着放弃，交换基本是妥协。而独立与自由，至少会提醒我们，别和魔鬼做交易，更不要把昧心的谎言当成麻木的定见，活着活着，成了自己讨厌的人。

离得太近，就看不真切，还容易卷进漩涡里。留一点余地，不为转圜，至少心安理得。如果“独立”和“自由”太高蹈，这也许是两个大词的底线所系。

黄伟文给薛凯琪写过一首歌，《给十年后的我》。在我看来，歌的起点，也许就是成年、入学，然后直面人世的喜与悲，词义浅白，但一字一句，都像是平日自照的镜子，或者深夜自省时的冷枪。

这些年来，关于母校，最令我心头一紧的话是：“别让这所学校，成为你一生的最高点。”

为此，我一直想起，复旦教我的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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