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学的经典趣闻

康有为：“同用工夫早生佳子”

康有为逃亡日本期间，有次应邀参加华侨梁渭家的婚礼。在闹洞房时，康有为即兴

做诗：“司月二大旦牛住了”，并邀请闹洞房的亲友宾客在每个字上加一笔，组成一句

贺词。后在康的暗示下，新娘在“司月二大”四字上各加一笔，新郎在“旦牛住了”四

字上各加一笔。添加完后，康让新娘和新郎齐声读出。新娘新郎两颊绯红，难于启齿。

康朗声读道：“同用工夫早生佳子”。引起在场宾客哄堂大笑。

不跟王先生同桌

王国维与人交往，除了谈学问或正事，很少闲聊，更不会对人讲应酬话。如果有人

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无论怎么说这

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的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著录，将这

些提供给他做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会说：“靠不住的。”不附

和，也不驳难。

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对他颇有些害怕。杨步伟是

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

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

。”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辜鸿铭：27岁研习中文成国学大师

辜鸿铭出生于马来亚，他10岁时跟随义父布朗先生去苏格兰之前，已经在槟榔屿的英国

王子中心学校学习了3年，主要学习英语。在欧洲11年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在他27岁之前

，中国话都说不好。1885年正式归国后，才开始闭门钻研中国语文。到张之洞幕府做了

“洋文书”后，汉文基础仍是很差，曾遍请那些和他同事的翰林、进士教他汉文，由于

不懂师道之礼，遭到拒绝，无奈只好自己买了本日本人写的《官话指南》，作为汉文读

本，但苦恼的是不会查中国字典，遇到生字，还是没办法。最后还是张之洞看不过去，

指导他系统阅读儒家经典，钻研六经子史（他把《康熙字典》作为初学的课本，因此后

来所识汉字比一般人还多）。

梁启超：花事对联轶事一则

梁启超十岁那年，随父亲到朋友家做客。一进家门，他便被院子里一株蓓蕾初绽的

杏树迷住了，并偷偷地折下一枝，遮掩在宽阔的袖筒里。谁知，他的这一微妙之举，恰

恰被教子甚严的父亲和朋友的家人看在眼里。

筵席上，父亲总为儿子这件事惴惴不安，一心想不露声色暗示儿子一番。为活跃气

氛，父亲便当众对启超说：“开宴前，我先出一副上联，如能对好，方可举杯，否则，

只能为长辈斟酒沏茶，不准落座。”小启超不知父亲用意，毫无思想准备，但凭腹中才

学，自信不会出丑，于是满口答应。父亲略加思索，作出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

春色”。小启超听后恍然大悟，但未显失色，随口对来：“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

。对联一经出口，堂前喝彩不已。

章太炎：“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

“苏报案”发，章太炎在法庭上嘲弄得审判员哭笑不得。对于他在《〈革命军〉序

》中所写“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事，他说：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

圣讳”。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直接写“载湉”，没有什么不

对。再说，从字的意思来讲，“小丑”两个字中，“丑”字本来作“类”字，或做小孩

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并没有诽谤的意思。章太炎从文

字学的角度进行辩说，听众席上掌声雷鸣，而无知的审判员如坠云雾里，非常尴尬。在

这样一位学识渊博、雄辩滔滔的“案犯”前，他们简直不知道怎么审才好了。其中一位

审判员在目瞪口呆之际，突然悟出章太炎是海内外著名的学问家，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

，便小心翼翼探身问道：“您得自何科？”

太炎听此问题，更觉可笑，故作糊涂，高声回答：“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

“科”与“窠”同音，“满天飞”即浙江方言“老布衣”的意思。

蔡元培：征婚启事

1900年夏，蔡元培的原配夫人王昭病逝，那时他才33岁。为他提亲的人多得踏破了

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羊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

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的择偶条件为：（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

）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和，可离婚。这则征婚广

告曾经轰动一时。在旧礼教盛行的晚清，一位堂堂大清朝的翰林，居然公开提倡男女平

等和妇女解放，这确实是要有些勇气的。

胡适与黄侃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滔滔不绝。黄侃

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赧然。过了一会儿，黄侃又骂道：

“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

黄侃却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

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黄侃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

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

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

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

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不管胡适，扬长而去。

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

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

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陈寅恪：既非博士，又无著作，如何成导师？

1925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

启超便推荐陈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还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陈

是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回答说：“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也没有著作。”梁答。

“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大为生气，于是回答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

***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曹云祥听后决定聘请陈到清华来担任导师。于是，没有什么学位文凭，也没有什么

著作的陈寅恪，凭着广博的学识，成为了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

顾颉刚：被鲁迅戏称为“鼻公”

鲁迅杂文中频频出现调侃，在北大任教时给同事起的外号，都在丰富着他沉重之外

的另一个侧面。顾颉刚是鲁迅众多对头之一，他的一个面部特点是长了个酒糟鼻子。鲁

迅在给朋友的信上就戏称顾为“鼻公”，有时干脆在毛笔信中用朱笔一点以代表顾颉刚

多写少讲，遮掩口吃

当年在北大和燕大等校上课时，顾颉刚总是穿宽大长袍，戴一副白色金边眼镜，微

驼着背，显得不苟言笑。虽然旅居北京多年，却仍然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再加

上有点口吃，所以上课时一般学生都不易听懂。因此上课时他便扬长避短，很少侃侃而

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

声也就响了。

梁漱溟：既无家室，何言回家

1934年，梁漱溟的第一任妻子去世，他矢志不再娶。没想到1943年，梁从香港避难

到桂林时，已经50岁的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次爱情。他偶然遇到了陈淑芬，并深深地

爱上了她。据说，当时满城都风传梁正在留胡子，以便能在爱人面前显得更像个男子汉

婚礼上，当时的一位名流白鹏飞讲了一段精彩而幽默的话：“梁先生原籍桂林……

抗战开始后方归故里。但他在桂林并无家室。既无家室，何言回家。那么最好就是着手

建立家庭。敞开的心扉自然容易被人占据。陈女士出阁甚晚，因为她一直要嫁给一位哲

学家……于是她就乘虚而入了。”

钱穆：不再和刘半农来往

当时在退学潮中（常州府中学堂）同为五代表的刘寿彭，聪明过人，在同学中名气

很大。一天，被舍监陈士辛召到屋里，出来后进入厕所，大声叫道：不杀陈士辛，我就

不是刘寿彭！他当时并没有和钱穆同时填退学表，但四年级考试后也退了学。之后，到

上海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星期六派，改名刘半侬。后又被陈独秀召去北京大学，再改

名半农，是提倡白话文的干将之一。

20年后，即1930年钱穆赴北平教书，登门拜访刘半农。刘半农客气地留他吃了午饭

，谈了两个小时的话，但一句不提在常州府中学堂时期的事情，也不问钱穆二十年来的

情况，也不谈提倡新文学方面的事情。钱穆感叹道：“不客气乃旧相识，无深语似新见

面。”他猜想，大概刘半农已经名满天下，不愿意谈那些陈年往事。而刘半农与自己意

气不相投，所以也不谈他的新思想。从此以后，钱穆便不再和他来往。

冯友兰：破例聘钱钟书为教授

1938年，钱钟书将要从巴黎大学回国时，许多地方争着聘他，最后还是清华大学占

得上风，聘得才子。促成这件事情的是时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

冯友兰就此事曾给梅贻琦一信，信中说：“钱钟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

于9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拟请

其于11月底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说已有一信来，但

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

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定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

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

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写道：“1938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

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

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