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与十二生肖的关系

生肖纪年（月、日、时）是中国农耕文明发展过程的里程碑，对研究掌握自然科学规律，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伏羲八卦的演化进程中，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相对应，归类五行，和八卦四象组成一体，由天干地支（配生肖）组成的纪年（农历），积累应证的自然变化规律，在农业科技不发达，农民靠天饭的漫长年代里，什么年干旱、什么年雨水多，农民参照这些规律，什么年适宜种什么庄稼。至今，在一些地方还流传着“羊马年，广收田”，“就怕鸡猴饿狗年”的谚语。

我们知道，十二兽历顾名思义就是用12种动物分别纪十二年。换句话说，古人是因为发现不同年份更适宜某种动物的生存，才会用这种动物作为这个年份的象征动物。至于为什么存在着12年的周期轮回，因此只能是12种动物，而不是10种动物或14种动物，这又涉及到天文生物学的问题。

众所周知，对地球上的生物影响最大的天体是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以及彗星、陨石等。其中，与12年周期循环变化最接近的天体现象，一是木星绕太阳一周的时间为12年（近现代测定为11?8年），二是太阳黑子活动周期平均为11年。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十二生肖的起源与木星12年绕太阳一周的运动有关。也就是说，木星在绕太阳旋转的周期中，它在太阳系的不同位置，对地球的气候产生了不同的作用，从而影响到不同动物的生存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各文明古国里，唯有中国的典籍明确记载了木星周期运动对地球气候的影响。《玉函山房辑佚书》收有《计倪子》一书，该书记有：“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以智论之，以决断之，以道佐之，断长续短。一岁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物之理也。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是以民相离也。故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计倪子又名计然，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曾拜计倪子为师。

《计倪子》的上述观点，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属于天文环境经济学，他研究的是天体位置对地球自然环境变化的规律，以及这种规律变化对社会经济的作用。所谓太阴，实质上说的就是木星，意思是：当木星三年位于“金”的方位时，农作物丰收；当木星三年位于“水”的方位时，将发生水涝灾害，农作物减产；当木星三年位于“木”的方位时，农业收成好，人们生活安康；当木星三年位于“火”的方位时，将出现旱灾，农业收成不好（在五行里，金代表西方，水代表北方，木代表东方，火代表南方）。人们只要掌握了这种规律，就可以提前作好准备，并由此而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

《计倪子》的上述一番言论，又与十二生肖有什么关系呢？笔者在十几年前撰写《神妙的生肖文化与游戏》一书时，注意到十二生肖动物的排列也存在着三年一组的规律性，以及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的交替性。具体来说，鼠年、牛年适宜食草动物生长，食草动物多了又适宜食肉动物（虎年）的生长；因此，鼠、牛、虎这三年相当于木星位于“金”的三年，是风调雨顺的好时光。食肉动物多了，食草动物就少了，就到了兔年；龙是水族类代表动物，蛇性喜潮湿，表明这几年雨涝洪水频仍，相当于木星位于“水”的方位。马年、羊年又适宜食草类动物生长，猴喜吃树上的果子，看来这几年又是雨顺风调，正好对应木星位于“木”的方位上的情况。鸡是鸟类的代表性动物，鸟类的主要食物是昆虫，而昆虫在天旱时往往得到大发展（这正是旱年闹蝗虫的原因），因此鸡年表示旱灾严重；狗和猪都属于杂食性动物，它们在天旱情况下的生存能力特别强；也就是说鸡、狗、猪这三年是旱灾年，相当于木星位于“火”的方位时的自然环境状况。

至于《计倪子》所说的“一岁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则是一种对自然变化的更细微的观察。笔者是这样理解的，即在风调雨顺的三年里，第一年气候最好，第二年次之，到了第三年气候条件就开始发生了逆转。同理，在水灾的三年里、雨顺风调的三年里、旱灾的三年里，同样存在着上述程度的变化。不过，对于动物的适宜程度而言，还存在着滞后现象；这种情况类似一天里最热的时间并不是正午，而是午后一个时辰（即下午两点）。

综上所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是中国人最先发现了木星绕日运动周期对地球生物圈的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远古时曾经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木星绕日的周期非常接近12年，而且当时的木星可能比今天更明亮，对地球生物圈的影响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