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白居易有关爱情方面的诗词
汴水流，泗水流，
流到瓜洲古渡头，
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
恨到归时方始休，
月明人倚楼。
作品注释
注释：
这首《长相思》，写一位女子倚楼怀人。在朦胧的月色下，映入她眼帘的山容水态，
都充满了哀愁。前三句用三个“流”字，写出水的蜿蜒曲折，也酿造成低徊缠绵的情韵。
下面用两个“悠悠”，更增添了愁思的绵长。全词以“恨”写“爱”，用浅易流畅的语
言，和谐的音律，表现人物的复杂感情。特别是那一派流泻的月光，更烘托出哀怨忧伤
的气氛，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显示出这首小词言简意富、词浅昧深的特点。
「啄木曲」白居易
莫买宝剪刀，虚费千金直。我有心中愁，知君剪不得。
莫磨解结锥，徒劳人气力。我有肠中结，知君解不得。
莫染红丝线，徒夸好颜色。我有双泪珠，知君穿不得。
莫近红炉火，炎气徒相逼。我有两鬓霜，知君销不得。
刀不能剪心愁，锥不能解肠结。线不能穿泪珠，
火不能销鬓雪。不如饮此神圣杯，万念千忧一时歇。
zi liao:
一、 关于校勘的工作
日本白居易研究中最大的成果是校勘《白氏文集》工作的进展。为了论述的方便，先把《白氏文集》的成书过程与主要的版本的特点介绍如下。
白居易的文集经过了几次编辑。长庆四年（824），元稹编集了《白氏长庆集》五十卷。此文集前二十卷是诗，后三十卷是文。大和九年（835），编为《白氏文集》六十卷。从此白氏的文集叫《白氏文集》。此文集并不是单纯新增补了十卷，而是将增补的每一首诗文都分别编在内容相似的《长庆集》各卷的后面。翌年即开成元年（836），编成了六十五卷本，开成四年编成了六十七卷本。会昌二年（842），白居易七十一岁时，编成了七十五卷本。
这七十五卷本早就亡佚了。现在通行的是源于李从荣抄本的七十一卷本。
进入北宋不久，诗在前面文在后面的“先诗后笔本”出现了。南宋时，白居易原来编辑的“前后续集本”与“先诗后笔本”同时通行。到明代，“前后续集本”被“先诗后笔本”压倒了。
从此以后，很长时间，读白居易诗文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一直用马元调校本。此马本就是“先诗后笔本”。其祖本“南宋绍兴本”也是“先诗后笔本”。其编次是与白居易亲自编辑的文集原貌大不相同的。
相反，日本元和四年（1618），那波道圆据朝鲜本印刷的“那波本”（1929年载于四部丛刊）保存原来编辑的样子。但是，文字上与“马本”相似往往有由于后世人修改的错误，而且白居易的自注都被削了。岑仲勉以削注为主要的原因断定“那波本”是日本人随便编辑的书以后，中国学界到现在还低估此书。
太田又在《关于内阁文库藏管见抄》（斯道文库论集9，71.12）一文，指出了《管见抄》此书比以往的看法更有来历而提高了此书的地位。作者说，平冈、花房推定了此书是根据北宋刊本的，但是其正文与宋刊本不大相同，除了一部分外，与“金泽文库本”、《要文抄》很相似，因此可以看作是保存了旧抄本文字的书。
以对“金泽文库本”、《管见抄》来历的正确认识为武器，太田也推进了校勘别的旧抄本与各种刊本的工作。其工作可以分为下面三种：（1）关于镰仓时代的诸本的研究；（2）关于新乐府诸本的研究；（3）关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诸本的研究。
关于镰仓时代的诸本的研究中，最重要的论文是《关于（政事要略）所引之白氏文集》（史学45—4，73.10）一篇。作者认为《政事要略》引用的《白氏文集》的底本与《管见抄》的文字很相似，由于此书成书于1062年，很可能日本过去有北宋最初刊行的《白氏文集》。
关于新乐府诸本的研究中，《关于神田喜一郎氏所藏本文集卷三、四》（斯道文库论集14，77）一文特别重要。作者恢复“神田本原文”（还没校订时的本文）从而发现此书有很多地方与宋刊本相似。他解释此现象说，“不应该认为抄本被改变而成与宋刊本相似的正文，反而应既认为宋刊本本身与唐抄本很相似。”
《关于我国传存秦中吟诸本的正文及其训读》（斯道文库论集16，79）讨论了日本留下来的《秦中吟》诸本的正文和旧抄本及宋刊本的正文的关系，作者先整理《白氏文集》流传的过程中其原本如何变化的问题，然后指出了以下几点：（1）按着白居易本人的编辑过程，原本本身已有多种正文；（2）北宋刊本是否传到日本不大清楚，但是日本无疑有其重抄本。所以正文及校合注虽然看来是据抄本的，但有时候其实是根据北宋刊本的重抄本的；（3）在中国，《新乐府》、《长恨歌》等很流行的诗歌，早就作为单行本通行了，同时原文也被改变了。总而言之，研究《文集》的原文是一种很复杂的工作。根据校勘的结果，作者还指出：(1)旧钞本《秦中吟》各首没有诗题，这可能是白氏亲自编辑的《文集》的面貌；（2）各种旧抄本之间也有原文的异同，其渊源可能在于白氏亲手编订的原本本身就不是一种这一事实。所以论文字的是非实际上很困难。
《关于长恨歌传·长恨歌的正文——以旧抄本为中心》（斯道文库集18，82)一文，是根据作者多年研究旧抄本的成果校订了《长恨歌传》及《长恨歌》的原文的工作。附载“金泽文库本”与神田博士所藏的《长恨歌》的模写。
在上述研究中，太田不仅论述了日本传存旧本的真正面貌，而且推定了唐抄本及北宋时期刊本的实际情况。
笔者在拙稿开头说，中国的学界一直不重视“那波本”，而且校勘的资料里不包括日本存的旧抄本。中国的学界一提起《白氏文集》的善本，就是“南宋绍兴本”。中国学界不重视日本留下来的善本（或者不知日本留有善本的事实）的这一倾向，从对《柳宗元集》的版本的态度也可能看出。中国学界以柳宗元“五百家注本”没有完本（据中华书局《柳宗元集》校点后记等文章）。但是清水茂《日本留下来的两种柳宗元集版本》（冯平山图书馆金禧记念论文集，82）介绍，日本留下几部五百家注完本。
两国学界今后如能更积极地推进资料及情报的交换，可免浪费时间。
但是，关于《白氏文集》，有可能日本学界对旧抄本的过分尊重却引起了中国学界的抵触与轻视。由于太田如此具体地探讨了旧抄本的实质，“南宋绍兴本”的优越性却比以前更明白了。可以说，现在到了两国的学者都放弃成见而推进校勘《白氏文集》的工作的时代。
太田最近写的《关于我国现存的汉籍旧抄本——以白氏文集为中心》（创大亚细亚研究9，88，3）一文，向中国学界指出，日本留下来的各种旧抄本与敦煌本一样是关于探讨北宋版本以前唐代抄本通行的实际情况很有益的、很贵重的资料。这些旧抄本之间也有很多文字异同，其原因主要在两方面，一是五十卷本大集成立以前，他的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二是大集成立以后白氏本人所作的改变。最后作者强调，两国学者都不应该把旧抄本单纯看作是对立的版本，而应该***同努力进一步提高校勘旧抄本的工作的水平。
太田的这些文章还没集为一书。关于“神田本”的研究著作有《神田本白氏文集的研究》（小林芳规***著，勉诚社32）。
神鹰德治继承太田的方法，进行校勘《白氏文集》的工作。他发表了《关于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影抄明刊（白氏策林）》（东方学61，81.1）、《关于庆安三年刊本（新乐府）》（日本中国学会报34，82.10）)、《关于朝鲜铜活字本（白氏策林）》（朝鲜学报106，83.1）等文章。
二、 关于诗歌的研究
一、讽谕诗
战前有铃木虎雄《白乐天诗解》参看Ⅵ译注之章。
神田喜一郎《读白乐天诗记》。（东方学报15 — 3，46.11。《神田喜一郎全集Ⅱ》83.11）是神田作为《白氏文集》校注班的领导举《白氏文集》开头的《贺雨》提供译述的范例的文章。
以后，关于讽谕诗的研究集中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较少。
此现象可能与此时期是日本人民根据战败的经验建立民主主义日本而中华人民***和国刚刚诞生的时期有关系。尤其五十年代前半期的研究里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把白居易的讽谕诗认为是揭露和讽刺腐败的社会现象的诗歌而赞美的。
花房英树《白居易的文学（(说林3 — 5，51.5、3 — 6，51.6。世界思想社《白居易研究》71）一文，很热烈地论述，白居易为了克服当时的社会危机追求“经”的思想，在《诗经》(即诗的世界的“经”)的传统快灭绝了的情况下志愿复兴“诗道”的事情。
竹治贞夫《风雅传统与白诗（德岛大学学艺纪要·人文科学2，53.2）一文，对于白居易的新乐府给了最高的赞赏，认为其特点在对民间疾苦的深刻同情，由于他创作这些诗歌，《诗经》的风雅传统大大的复兴了。
法国文学的学者桑原武夫在《新唐诗选续编》（岩波书店，54.5）一书里说，白乐天讽谕诗是人类的瑰宝。
社会党党魁而做过总理大臣的片山哲写了《白乐天——大众诗人》（岩波书店，56）一书，这也是象征日本此时期思想情况的同一种现象。
五十年代后半期出现比以前冷静而客观的文章。下面举的文章都是不赞成中国学界给予白居易讽谕诗人、现实主义诗人或者人民诗人的评价的。
田中克己《白居易及其时代》（历史教育616，58.6）一文，指出白居易对讽谕诗倾注他热情的时间很短，而且没提起宦官的专横、牛李党争等最重要的问题。
近藤春雄《关于白乐天的讽谕诗》（爱知县立女子大学国文学会说林2，58.7）一文，强调讽谕诗与左拾遗的官职有很密切的关系，它不但是兼济之志的表现，并且是渴望立功的表现。
堤留吉《白乐天的文学理论及其主张》（敬文社会61，载于春秋社《白乐天研究》69）一书，论述杜甫诗歌是出于悲惨的境遇而很严肃，白居易的讽谕诗出于作为谏官的使命感而不大现实。
新海一《对白乐天爱的认识——以讽谕诗（井底引银瓶）为中心一》（国学院大学汉文学会会报13，62.6）一文，论述白乐天是个希望改造社会的理论家，他的实践并不是彻底的，而讽谕诗是根据六义复古思想想出来的诗歌，它不能算是现实主义的作品。
铃木修次《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围绕卖炭翁一（汉文教室100，71）。载于凤出版《唐代诗人论下》73.4）一文，论述白居易《卖炭翁》里所咏的事情当时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白居易的新乐府则是中唐文学最后燃烧的表现，其作品里已可以看出讽谕精神衰微的预兆。
平冈武夫《百炼镜——白氏文集札记一》（入矢教授、小川教授退休记念中国文学语学论集，74）、《论白居易的新乐府》（日本大学中国文学会·汉学研究11·12，75.1）《二王之后——读白氏文集一》（小尾博士退休记念中国文学论集，76.1）等文章，与其著作《经书的成书》、《经书的传统》提出的观点相呼应，都贯穿着将白居易的讽谕诗看作汉字国家的文化的结晶、“天下的世界观”的表现的独特看法。
最近的研究有下面几篇。
赤井益久《李绅诗臆说》（汉文学会会报25，79）一文，以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为主要的线索探讨李绅《乐府新题二十首》的内容及其写作背景。作者指出，其主题都是外交、藩镇、边境防备等关于异民族的问题，其创作的背景有李绅等谏官与当时用事的李逢吉之间因对外倭的政策不同的争执。
其《中唐诗坛讽谕的系谱》（国学院大学院纪要12，81.3）一文，则从白居易讽谕诗不会与当时的社会情势、其它诗人、文学观等没有关系这一角度出发，探讨了白居易创作讽谕诗的背景。作者论述（1）元稹《叙诗寄乐天书》的十种分类，虽然以“讽诗”为中心分类，但分得太零碎混乱。白居易的分类就是让自己的文学活动都进入他视野的、很简明的分类。尤其他想出来与“讽谕诗”相互补阙的“闲适诗”的分类是值得特书的。元稹《上阳白发人》等作品是以统治者为读者对象的专门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就是“讽谕诗”。对此，白诗的主题更广泛、富于艺术性，而且其读者对象包括人民。他确实开拓了“讽谕诗”的新的境界。（2）作为李绅、元稹等的前驱对白居易新乐府给与影响的是韦应物与顾况。顾况拟《诗经》作的《华阳真逸诗》十三篇，类似“讽谕诗”的性格，给白诗以很大的影响，作者最后揭示的中唐诗坛以讽谕诗为中心的交游图，有助于了解白居易创作新乐府的具体背景。
他的《韦应物和白乐天——以讽谕诗为中心一》（国学院杂志81 — 5，80.5）一文，指出白居易新乐府不但受杜甫、李绅、元稹等作品的影响，在形式上、素材上也受韦应物的歌行和杂体的很大的影响。
寺门日出男《论白居易的（新乐府〉》汉文教室160，88.5）一文，指出“新乐府”五十首不但是为了批评社会腐败创作的，而且是打算超过从六朝到唐代流行的闺怨诗的艺术水平而创作的诗歌。
2、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
（1）关于长恨歌
《长恨歌》的研究中最大的问题是《长恨歌》的主题。日本学者大都认为其基本主题是爱情的赞美。
战前，铃木虎雄在《白乐天诗解》（弘文堂，27。东京弘文堂再版67）一书里说，“长恨歌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事。不可相信它有‘惩尤物、诲淫’等的用意。如有，是失败的。”
吉川幸次郎《新唐诗选续编》（岩波书店，54.5。筑摩书房《吉川幸次郎全集》卷十一，73）认为，它是根据对两人爱情的深刻同情而创作的。
近藤春雄《论长恨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6，55.12）一文说，它吟咏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世界，其主题是玄宗思慕贵妃而悲伤地逝世的长恨。
此外，与主题的争论相关联，关于《长恨歌》的结句“此恨绵绵无尽期”的解释也有争论。
吉川上述书把“此恨”解释为“两人的恋情”。
原田种成《长恨歌的结句》（汉文教室33，57.11）注目《左传》隐公三年条有死于非命的灵魂永远彷徨宇宙的观念，把“此恨”也解释为“贵妃在马嵬死于非命，两人不得不彷徨于不同的世界”的玄宗的悲哀。
对原田之说，铃木修次在《长恨歌的“此恨”》（汉文教室34，58.1）一文提出他的意见。作者举白乐天及唐五代的用例而说，“恨”的意思很广，如换言“恋情”意思还是差不多。
藤野岩友《长恨歌的终章和乐天的意图》（国学院大学汉文教室13，62.6）一文说，“恨”是玄宗对贵妃的不尽思念。
加纳喜光《关于连理比翼的主题》（汉文教室118，76）一文，举《长恨歌》结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边理”“比翼”，论述它都是男女在现实世界不能结合，死后在彼岸结合的象征，也是王德教化极盛的瑞祥。
松浦友久《诗语的“怨”和“恨”——以闺怨诗为中心》（中国文学研究3，77.12）。研文出版《诗语的诸相——唐诗笔记》81.4）一文，深入探讨了“怨”与“恨”的意义差异。作者指出，主观上有可能解决困难却没能解决的情况产生“怨”的感情，悲叹不可能解决困难的情况产生“恨”的感情。关于《长恨歌》的“恨”，作者认为原田的看法过于穿凿，铃木的看法无视两语的意义和用法的差异，而论述贵妃永远逝世此事，以皇帝的权力还是无可奈何，所以不应该是《长怨歌》而应该是《长恨歌》。
川合康三《论长恨歌》(《中国的人性探索》83.2）一文，就《长恨歌》的结构问题，指出前半和后半都有“搜求——获得——丧失”的情节，而且以这个情节为基础前半和后半有对应关系。作者说前半用仙界的事物比喻地上的事物，后半用地上的事物比喻仙界的事物，再者贵妃的形象在前半只是个蒙天子宠爱的女人，在后半却是积极倾诉自己的爱情的女人。这样，《长恨歌》表现出了男女相爱的世界。
入谷仙介在《唐诗名作选》（日中出版，83.11）中提供了《长恨歌》的详细的说明。作者认为，《长恨歌》是纯粹的爱恋悲剧。白居易很勇敢地咏出新乐府批判当时的政治腐败，他这勇敢的精神把专制君主的情事入为人类普遍的爱恋故事了。
西村富美子《长恨歌管见》（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集，86.12）提上几个看法：（1）《长恨歌》最大的特点在其幻想性；（2）白居易本身把《长恨歌》分入“感伤诗”类，这事证明他写作《长恨歌》的目的不在讽谕；（3）所以《长恨歌传》最后的记述“惩尤物”则是无理的假话；（4）结尾如此丰富美丽的幻想，这可能是住在仙游山的道士王质夫的影响。
（2）、长恨歌传
近藤春雄《论长恨歌传》（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4，54.4）一文，对《长恨歌传》进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说：（1）原来的《传》就是《太平广记》收载的简短的文章。陈鸿企图使自己的作品同《歌》一起流行，假作仙游寺会，把《传》改写了，这改写的《传》被载入《文苑英华》了；（2）“传”包括“注释”和“传奇”这两个意思，但是重点在后者。
对此，花房英树《书评·近藤春雄，论长恨歌传》（中国文学报2，55.4）一文说，原来的《传》是《文苑英华》的文章，“传”的意思是“注释”。
对此，近藤在《关于长恨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6，55.12）、《白乐天和唐代小说》(同9，58.12）两文，又重申自己的意见，这次作者不论《太平广记》与《文苑英华》的先后问题，坚持仙游寺会是假想的看法，关于“传”的意思则强调“传奇”的己见。
他的《白乐天和唐代小说》（爱知县立女子大学纪要9，58.12。《唐代小说研究》78，12第一章第二节<唐代小说和白乐天>)一文论述说，《长恨歌》富有故事性，这是受当时流行俗讲的影响的结果。《长恨歌》的结构类似传奇，对写作《长恨歌传》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
前野直彬在《长恨歌和长恨歌传》（<国文学解释和鉴赏>66.11）一文介绍了他们的争论，关于原文的问题赞成以《英华》为原来的花房说，关于“传”的意思赞成近藤的“传奇”说，然后以《歌》和《传》为线索揭示产了唐代传奇的概观。
柳濑喜代志《长恨歌传考证》（早稻田大学·学术研究24—国语国文学编一，75）一文指出，《传》有明确的意思叙述因君主迷恋女色引起政治混乱的经过来发扬王者之道德，从而得出结论说《传》有与以爱情为主题的《歌》根本不同的创作目的。
（3）长恨歌序
《长恨歌序》是以“长恨者杨贵妃也”为开头，以“今世人犹言玄宗与贵妃处世间为夫妇之至矣歌曰”为结尾全文二百七十字的《序》。其内容专门赞美两人的爱情。江户时代有很多刊本附载上序。当时人相信这是白乐天的自序。
近藤春雄《关于长恨歌的序》（爱知县立女子大学·说林4，59.6）、福田襄之介《围绕管家本长恨歌古写本的问题》（东京支那学报8，61.6）、太田次男《关于长恨歌序的出现》（东方学69，85.1），都是探讨日本留下来的《长恨歌序》的出现事情的文章。这些文章论证了，《序》是日本人作的，其作者最早是镰仓时代中期博士家的人。
（4）琵琶行 因《琵琶行》没有《长恨歌》那样流行，所以关于《琵琶行》的研究比较少。在日本主要进行此项研究的是近藤春雄。
近藤春雄《谈琵琶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7，56.12）一文说，《琵琶行》流露出的被遗弃的倡女的悲哀则是被贬谪的白居易的悲哀。《白乐天在我国——琵琶行的场合一》（说林12，64.2）说，因为《琵琶行》是吟咏零落的倡女来申诉自己不遇的诗歌，所以不能象《长恨歌》那样引起人民的同情。
近藤写的有关《琵琶行》的文章，此外还有《关于琵琶行——文字的异同一》（说林15，67.2）、《长恨歌·琵琶行和古文真宝》（明治书院·新释汉文大系《古文真宝前集》季报，67）等。
星川清隆《白乐天的琵琶行和元微之的琵琶歌》（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人文科学7，57.3）一文探讨了《琵琶行》的文学性特色而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作者说，（1）白诗对人生的咏叹和弹琵琶的艺术美浑然成为一体，此一点白诗胜于元诗；（2）两人诗歌都是继承古乐府传统而写作的，所以两篇有很相似的地方，不是陈寅恪说的那样白诗模仿元诗所以相似。
近藤春雄关于《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修订后编为《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明治书院，81.4）一书。
八谷仙介在上述书中也提供了《琵琶行》的说明，指出其深层主题是对帝都长安的无限哀思。
（5）其他
山内春夫《王昭君诗考——特别是白居易的诗一》（橘茂先生古稀记念论文集，80.11）一文，纵观了从王昭君本人的作品到明代咏王昭君的诗歌，论述说其主题大都是离乡、离宫的悲哀，但是白居易的乐府《王昭君》诗二首其一则吟咏对皇帝的思慕，而巧妙地把史书中的故事换骨夺胎表现女人的悲痛，虽然是小品但堪称杰作。
3、闲话诗，陶渊明的影响
〔闲适诗〕 从古以来有很多人爱好白居易的闲适诗，但研究此类诗却是最近才开始的。
以往的大多数学者，（1）把象闲适诗的诗歌也叫作闲适诗，认为闲适诗此词汇不具备占古体三分类之一的明确的作为分类语的地位；（2）认为闲适诗位于讽谕诗下；（3）认为闲适精神与功名心毫无关联，往往强调其高洁。
最近出现了批评这些看法的文章。
西村富美子《关于白居易的闲适诗——下邽退居时一》（古田教授退官记念中国文学语学论集，85）一文说，白居易提出闲适诗的分类而堂堂主张闲适诗的意义，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划时期的大事。并从退居下邽的诗作入手，开了系统探讨闲适诗的端绪，作者举“闲居”、“拙”、“懒”等语的用例和敬慕陶渊明的表现，论述了这时期的闲适诗表面上虽有闲适的情绪，但诗人心情实际并不闲适，与《与元九书》里说的闲适诗的概念相互矛盾。
管野礼行《白居易诗中的慵和拙(上)》（汉文教室152，85.9）一文认为，（1）闲适诗中频繁出现的“慵”字很值得注意，此“慵”不是单纯的不满和怠惰的表现，而是愿意不拘富贵荣达生活下去的表现；（2）写作讽谕诗以前他已有这种愿望，倾注全力于讽谕诗的创作时也写作好象与讽谕诗正相反的闲适诗；（3）据《与元九书》，兼济与独善是表里难分的一对概念，立足于其上的讽谕诗与闲适诗之间并无主从关系。
管野在同题论文下篇（同153，85.12）里指出，白居易用“慵”、“拙”这两个词，不但是受陶渊明的影响，而且是对嵇康的生活态度***鸣的结果。
笔者按，西村说“慵”不一定限于白居易的定义，管野说应该按照白居易本人的定义理解“慵”的意思。两人都依照白居易的定义探讨闲适诗。但是闲适诗是什么此问题，应该就闲适诗的实际加以探讨。
川合康三《来到长安的白居易——喧骚和闲适》（集刊东洋学54，85.11）一文，探讨白居易在长安的喧闹中如何克服了他的孤独感的问题，作者指出，（1）韩愈志于 “古”保证他的identity而恢复自信，白居易寻求闲适的快乐而克服孤独感；（2）白居易的闲适是在获得一定的“名利”后才有可能的。
下定雅弘《白居易的闲适诗——其理论和变化》（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幻想人文学科论集25，87，3）一文通观闲适诗而探讨其本质和变化，并且论述了古体三分类的形 成与消失的原因。
作者先摘出“帝都名利场”、“知足安分”等构成闲适诗的几个观念而探讨这些观念在各个时期如何结合、如何变化，然后指出下面几点：（1）在江州贬谪生活里他需要把回京复职的愿望和退隐的愿望都能肯定的理论，所以据孟子兼济、独善的理论而构思的讽谕和非讽谕诗的两类；（2）关于大和二年编辑《后集》五卷时放弃了三分类的问题，花房归
其因于古体的减少。但是做杭州刺史时写作的古体的倾向里已看得出三分类消失的预兆。在杭州时写的古体诗里根本没有讽谕诗，闲适诗却支配了古体的世界。这不但意味着讽谕诗这分类的意义没有了，而且意味着闲适诗的分类的意义也同时消失了，因为闲适诗支配古体世界的原因在于兼济之志的衰弱，而且讽谕诗、闲适诗这对概念本来是基于兼济和独善之间摇摆不定的激烈的思想矛盾而形成概念。
高木重俊《白居易的闲适诗》（东书国语273，87.6）也不认为闲适诗位于讽谕诗下，说“讽谕诗表现士大夫的“公”的侧面，闲适诗表现士大夫的‘私’的一面。”他的《白居易（与元九书）——〔讽谕诗和闲适诗〉》（《中国的文学论》汲古书院87.9所收）一文，以《与元九书》为主要的资料略论了白居易的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