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点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奇人异事（鬼怪的）

魏晋南北朝小说从内容上看，一般都将它分为志怪与志人(或称轶事)两大类，它们在写法与审美意识上，有较大的区别。顾名思义，其所以称志怪小说，就是因为所写内容，大都是鬼怪仙妖，奇禽异兽，及遐荒异域、洞天福地的怪异之事物。从其源流关系而言，《山海经》等古代神话传说，对志怪小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山海经》记载的各种奇鱼、怪兽、异人的形态与性能，为志怪小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特别是对博物志怪的影响更为明显。当然，志怪小说得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自有其特殊的土壤、气候。儒学的相对衰微，玄、佛、道思想的勃兴，士人以新老庄思想——玄学为武器，从传统儒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而佛、道思想对作家艺术思维空间的开拓，丰富了志怪小说的想象力。在探讨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审美特征时，我们必须考虑民族文化积淀，玄、佛、道思想的盛行与士人心态等多方面的因素。本文只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的审美特征，志人(轶事)小说的审美特征则拟撰另文。

志怪小说最突出的审美特征，当然是怪异，否则也就不成其为志怪小说。形成这一审美特征的原因，一是上承神话传说的影响；二是佛、道思想的潜移默化；三是民间传说中的奇闻异事；四是人们好奇尚怪的心理。形成一种审美倾向，既是美的创造者带有群体性审美意识的驱动，又是美的鉴赏者审美心理需求的回应。怪异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描写奇异之物的怪诞形象或特异性能，显示其艺术魅力。这在博物志怪类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例如《神异经》，就是以记载异物奇人为特色的，某些异物的记载脱胎于《山海经》，而有所创新，写奇人异物，构想新颖奇特。《神异经·东荒经》中东王公的形象是“人形鸟面而虎尾。载一黑熊，左右顾望”。这与《山海经》中西王母的形象“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可谓天作之合。于是在《神异经》“天柱”条，就把东王公和西王母写成爱侣，同受大鸟左、右两翼的覆庇，相会于鸟背，西王母是很主动的，颇有人情味。《十洲记·炎洲》对“风生兽”的记述，富于怪诞而有文学性的幻想，而且善于铺叙夸饰。风生兽的生命力真强：“积薪数车以烧之，薪尽而兽不然(同“燃”)，灰中而立，毛亦不，斫刺不入，打之如灰(“皮”字之误)囊。”被打死后，“张口向风，须臾复活。”《十洲记·聚窟洲》写西域使者献给汉武帝一只小如狸猫的猛兽，神奇怪异，耸人听闻：“一声叫发，千人伏息，牛马百物，惊断?系；武士奄忽，失其势力。当其神也，立兴风云，吐嗽雨露，百邪迸走，蛟龙腾骛……”为了表现其怪异，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这两种博物志怪小说都假托东方朔之作，实为东汉末至魏间人所撰，后一种神仙道教幻想艺术的色彩较浓。张华《博物志》中《马化》、《蟒》等篇，也有较强的怪异性，志怪小说的意味颇重，对唐人传奇的同类题材作品《白猿传》、《李黄》等的影响亦大。从审美角度看，《蟒》更具有怪诞奇异之美，那位“长意思人”的探险杀蟒的怪异行动中，包含着正义战胜邪恶的意蕴。《八月浮槎》奇幻美妙近乎神话传说。《诗经·小雅·大东》写道：“彼牵牛，不以服箱。”“彼织女，终日七襄。”这里，牵牛、织女只是徒有虚名不干实事者的比喻，而在小说中，却借美丽的想象联系起来，乘槎者从海上到天河，见牛郎、织女，这一探索宇宙空间的幻想是非常大胆而优美的。

比之于上述几种志怪小说，郭璞《玄中记》中的《狗封氏》(瓠)、《姑获鸟》、《狐妖》诸条，在对异物的描写手法上，显得更加绚丽多姿，禽兽亦具人性，瓠为能娶帝王之女为妻而建功立业；姑获鸟脱毛为女人，与男子结合，生儿育女；百岁狐变为美人，“使人迷惑失智”。禽兽精怪的奇异变幻，丰富了志怪小说的审美价值，亦为后世志怪传奇小说塑造精怪狐鬼形象提供了艺术经验。

二是着意表现奇人或神灵言动行为的怪异，变幻的奇妙。这在刘向(?)《列仙传》、葛洪《神仙传》、王嘉《拾遗记》诸书中，以及干宝《搜神记》的某些篇章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这里我们不论其创作意图如何，只着眼于这些作品的审美价值。《列仙传·园客》的故事颇具艺术美。园客其人善良、勤劳，姿貌又好，辛勤种植香草数十年，收获的是五色蛾，生桑蚕。养蚕时，有一位好姑娘主动与他结为夫妻，蚕茧丰收，“得百二十头，茧皆如瓮大，缫一茧六十日始尽”。这正是农民希望有幸福婚姻，生产喜获丰收的心理表现。“讫则俱去，莫知所在”，给人以遐想与悬念，神秘离奇，而仙味并不浓。道教神仙文化渗入志怪小说，极大地丰富了艺术想象，创造了不少奇异绚丽、具有艺术魅力的意象。《神仙传》固然有故神其教之嫌，但其中也不乏精彩的志怪小说，《张道陵》就是突出的代表作。张道陵得道后，“能分形作数十人，其所居门前水池，陵常乘舟戏其中，而诸道士宾客往来盈庭，盖座上常有一陵，与宾客对谈，***饮食，而真陵故在池中也”。分身法的奇妙想象，不仅为志怪小说增强了审美的吸引力，而且为后来的神魔小说，在艺术构思、表现技法上提供了借鉴。张道陵“七试赵升”，是道教文学想象艺术的杰作，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文学气息、韵致都很浓郁，提高和丰富了人们的艺术幻想，使人从中得到怪异美的享受。

对变幻之术的描写，是道教文学或佛教文学的一大优势，而为传统的儒家文学所望尘莫及。《神仙传·壶公》所写的神仙变幻之术，离奇光怪，扣人心弦。壶公跳入壶中后，费长房依言效法跳入，“入后不复是壶，唯见仙宫世界，楼观重门阁道”。他们对饮时，“酒器如拳许大，饮之至暮不竭。”变幻层次之多，比现代魔术似犹胜一筹，意象也更复杂奇异。变幻之奇，借助于丰富的想象，才能创造出颖异新奇的意象，而这正是审美心理的需求。宗教文学在当时之所以能够盛行，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的审美心理。《拾遗记》作者的想象力就非常丰富。《拾遗记》“载伏羲以来异事，前世奇诡之说”，如《颛顼》条，写“有曳影之剑，腾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剑则飞起指其方，则伐；未用之时，常于匣里，如龙虎之吟”。读者从中得到审美享受，并为“曳影之剑”的神奇功能所倾倒。《宛渠之民》条描写的“螺舟”，也是饱含艺术想象情趣的：“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沦波舟’。”这在当时，也是神仙家的幻想，“曳影之剑”、“螺舟”都无法与现代的导弹、核潜艇相比，我们却不能不佩服神仙家的幻想之奇异，富于创造性。又如《燕昭王七年》条所描写的申毒国(即印度)道人尸罗，其变幻吐纳的意象，比后来吴均《续齐谐记·阳羡书生》只少一个层次，而其复杂变幻之情，则各有千秋。它们同受佛经的影响。佛教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对文学，尤其是对小说艺术意境的开拓，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对怪异之美的创造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是写人与鬼神恋爱甚至生儿育女的奇异之事，为表现志怪小说怪异美的一个重要题材。曹丕喜谈神仙鬼怪，他撰《列异传》就是“序鬼物奇怪之事”。其中的《谈生》篇，可以算是写人鬼恋爱异事的滥觞之作，踵其步武者亦不少，如干宝的《搜神记·崔少府墓》、陶潜的《搜神后记》中的《徐玄方女》、《李仲文女》等都具有代表性，其中有喜剧性的，而更多的是饱含悲剧意蕴。前者如描写马子拯救被枉杀的徐玄方女，真诚的爱，使死了四年的女子复活，这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却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作为志怪小说，则于奇幻荒怪中显其真情，笔调雅洁而神韵气息宛然如现，使读者感到爱情的美。谈生与睢阳王女的鬼魂结合时有约：三年后谈生才能用灯照看她的躯体。儿子二岁时，谈生出于好奇，“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终于酿成悲剧。《李仲文女》是因秘密泄露，家长急于发冢开棺，遂以悲剧告终。女鬼复活的理想破灭，遗恨黄泉。《搜神记》中的《王道平》、《河间男女》则都是写女子为忠诚于爱情而死，又因爱情的力量起死回生，爱情在战胜死亡的同时，也战胜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这种离奇怪异的艺术构思方式，体现了古代青年男女渴求婚恋自主的美好愿望，而在当时现实生活中，又因受封建婚姻制的约束，婚恋自主的理想往往成为悲剧，也促使志怪小说中这类题材作品审美心理的怪异性向更高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