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史通》六家、二体的译文

六家部分译文：

自古以来称帝称王的人编辑著述文章典籍的情况，在《史通·外篇·古今正史篇》中已经详细地介绍它们了。从古到今，实质内容与外在形式交替变化；各种史书的创作，不拘泥在同一种史书体上。加以探讨以后做出结论，这些史书的流派有六种：第一叫做《尚书》流派，第二叫做《春秋》流派，第三叫做《左传》流派，第四叫做《国语》流派，第五叫做《史记》流派，第六叫做《汉书》流派。现在就简略地陈述一下六大流派的旨义，在后面将它们列举出来。 《尚书》流派的史书，它的诞生产生于远古。《易经》上说：“黄河出现背上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背上有图形的神，圣人仿照它制作八卦、文字。”所以知道《书》的起源由来已久了。到孔子时在周王室观看《书》，得到虞（舜）、夏、商、周四代的典籍，于是删取其中较好的部分，确定为《尚书》一百篇。汉代孔安国说：“因为它是上古时期的书籍，所以叫它《尚书》。”《尚书璇玑钤》说：“尚是上的意思。上天降下日月星变化的迹象，显示节令的顺序季节变化的度数，如同天体的运行一样。”三国王肃说：“君上所说的话，在下面被史官记载下来，所以叫做《尚书》。”这三种说法，它们的意义各不相同。大概《书》的主要旨义，本始于发号令；是用来宣扬以仁义治理天下的正当道理，向臣子属下发布言论。所以《尚书》所记载的，都是典章、谋议、训诫、诰令、誓词、册命等六方面的文字。至于《尧典》、《舜典》这二种典章，径直叙述人事；《禹贡》这一篇，记载的都是地理知识；《洪范》篇是概括叙述灾害祥瑞；《顾命》篇陈述的全都是丧葬礼仪：这五篇也都是作为记言史书体例不纯粹的部分。又有一部《周书》，和《尚书》的体裁相类似，也就是孔子删削一百篇以外的周朝典籍，总***是七十一章。上起自周文王，周武王，下终于周灵王、周景王。大多都严明恰当、切实忠诚，言辞庄重高雅拥有正大的道理；有时也有肤浅的平庸之言，污浊不堪的东西相列参错，大概好象后来喜欢多事的人所增添的。至于《职方》篇的言论，与《周礼》的记载没有什么区别；《时训》篇的叙述，与《礼记·月令》篇相比大多相同。这都是历代帝王经、史一类的典籍，是《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分儒家经典的单独撰述。自从周王朝衰落下去以后，《书》这种记言体例于是被废止。一直到汉、魏时期，没有能够继承这种史书体例的人。直到东晋广陵相鲁国人孔衍，认为国史是因来表彰言论行为、昭示法规制度的东西，至于做人的道德规范，常有的事情，不值得详细列举，于是删取汉、魏时期的各种史书，选取其中美好动听的词句、典文有据的言辞、足以作为借鉴的内容，确定它们的篇章顺序，纂写成独立的一种史书体裁。由此便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的创作，总***是二十六卷。到了隋朝秘书监太原人王劭，又记录开皇、仁寿时期的史事，按次序对它们进行编排，按照类别相互统属，各自确立它们的篇目，编纂成《隋书》八十卷。探寻该书著书的主旨和体例，全都是以《尚书》作为仿效标准。推究《尚书》所记载的内容，像君主臣子之间的相互对话，如果言词意旨可以称赞，那么一时的言论，篇篇都接连记载；如果言论不值得记载，话语没有能够称述的，像这些过去的事情，即使有所脱漏省略，而阅读的人却不认为这种作法是错的。等到隋朝中期以后，文献典籍大丰富了，一定要剪裁取当代的史文，效法古书的编纂方法，记载事情并不是改变了作法，而道理上却似乎有些像守株待兔一样墨守成规。所以孔衍所撰写的《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等《尚书》体著作不能流传于社会了。至于称帝称王的人没有本纪，三公九卿缺少传记，就会使纪年月份失去顺序，官爵和乡里难以周详。这都是以前所忽视，而当今所要重视的，比如王劭的《隋书》，虽然想要仿效商书、周书，效法虞书、夏书，考察该书的体例，竟然与三国王肃所撰《孔子家语》、临川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相类似，可以说是“画虎没有画成却反而像条狗”了。所以王劭的《隋书》在隋代受人嗤笑，确实是有原因的啊。

二体译文：

三皇五帝的时代，记载历史的书有三填与五典，这些离现在时间已经很悠远，不能够知道当时的详细情况。从尧舜以下一直到周朝的历史，都记载在古文《尚书》中。但是当时的社会敦厚朴实，文字记载简略，想要拥有完备的体系，当然会存在缺陷。之后孔子写了《春秋》，司马迁写了《史记》，史书的体例，到这时候在完备了。之后的作品，都相互因循，稍作改动，改变名目，范围有限，哪里有可以超过这二者的！荀悦，张璠都是跟孔子一样撰写编年史的人，而班固，华峤都是跟司马迁一样撰写纪传体史书的人。只有这两家，相互夸耀分辨他们的利弊，都可以说出来。

《左传》以日月为次，以时间为序，中国外夷，同一时间，同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不详细记述事情经过的。用一句话说明道理，言语没有重复的。这就是它的长处。而贤士贞女，有才有德的，关系到重要事件的人，一定会审视仔细，详细记录。而不重要的事情和不关系国家治理的人，就不会违背正道而详细地记录。像绛县老人，杞梁的妻子这样的人，有的是因为跟晋卿对话而被记载，有的是因为与齐君对话而被记载。有像柳下惠这样贤能和像颜回这样仁德的人，却最终不能够被记载，显露他们的言行。所以说编年体史书记载细致，那么一根细草都不会放过，说记载粗疏，那么连大山都放弃。这就是它的短处。

《史记》这部史书，本纪用来记在大事，传用来记载小事，表排列年代和爵位，志概括遗漏，记载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备，大小不失。这是它的长处。至于说到同一件事情，分在多篇之中纪录，故事不连贯，前后多次出现，《高祖本纪》中就说记载在《项羽本纪》中，在《项羽本纪》中则说记载在《高祖本纪》中。又因为按照类别排列编次，不区分年代，后发生的事情却记载在前面，先发生的事情却记载在末尾，就使得汉代的贾谊与楚国的屈原记载在一起，鲁国的曹沫与燕国的荆轲记载在一起。这就是它的短处。

对比二者的胜负，各有优缺点。东晋干宝的著作中，就盛赞孔子而贬低司马迁。他说：能以区区三十卷史书，概括二百四十年的历史，没有遗漏。看他的种说法，是有说服力的吗？观察春秋时的事实，记载在《左传》之中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左丘明知道它的简略，所以写了《国语》作为补充。但是在《国语》之外仍有很多遗漏之处，哪里能说它是囊括了所有的事情而没有遗漏呢？况且左丘明世为史官，体例均仿照《左传》，而前汉的严君平，郑子真，后汉的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仲舒的对策，刘向，谷永之的上书，都是高德备才，驰名中外，意蕴深远，言及军国大事的。而他们有的因为职位卑微，不干预朝政，有的因为文章繁琐，事情众多，难以理出头绪。都省略不写，这样则是可以的；若感情方面有所吝啬，不见削减，那么《汉书》传世的将有百卷，并列于十二篇本纪之中，就恐怕显得纷繁琐碎了，耗尽力气也无法一一阐明。所以班固了解这一情况就设立纪传加以区分，使它清晰可观，纲纪有别。荀况厌恶它的冗长繁琐，又依据《左传》剪裁了班固所著的历史，总***三十篇，得到历代人的褒奖，成就超越了原书。

但是班，荀两种体例，相互竞争，想要废除其中一个，也很困难。后来的作者，都没有超越这两种途径。所以晋代史书有王隐，虞预辅以干宝的《晋纪》。宋代史书有徐爰的《宋书》和沈约的《宋书》加上裴子野的《宋略》。各有自己的优点，并行于世。干宝的言论，仅是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