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对于中国社会有何不利的影响?
玄学与魏晋社会(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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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玄之又玄也。”在王弼看来,无与有的关系,是体与用或本与末之关系。“无”之 本体,在“万物以始以成”(即“有”)之全过程中有着无用之大用。无之于有,不仅使万物始生始形,而且使万物得长、得育、得亭、得毒。据《老子·五十一章》王弼注:“ 亭谓品其形,毒滑成其质”,意即成形和成熟。“始”而后“成”,也就是万物万形由无到有,由微而著,由初生、发育到定形、成熟的整个过程。
王弼“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不仅创魏晋玄学新义,而且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老子的“有生于无”或“道生一”是宇宙生成论,而王弼的“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则是宇宙本体论。何晏也是贵无的,但何晏的“贵无”说较之王弼而略显粗浅。若与两汉经学相比,王弼“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尤其具有理论价值。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在“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旗帜下将儒学宗教化,并将诸子百家斥为谬说,从而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以王充、桓谭为代表的古文经学,疾董学末流之虚妄,并以“元气说”释《老子》之“道”。但占文经学对问题的认识常常停留于经验层面,而缺少形而上思辨。王弼的“以无为本”的哲学命题,不仅超越了两汉经学家在本体论和认识论E的双重局限,而且将《老子》的“道”、“玄”、“无”以及“大”、“元”、“玄”、“微”、“远”等哲学范畴整合为一个系统,从本末体用的特定角度深入探讨“无”与“有”之关系,并在兼综儒道的前提下建立起精致的玄学理论体系。
三、言意·才性·圣人之情
正始玄学的核心范畴(关键词),是“有无”、“言意”、“才性”及“圣人有情无情”。关于“有无”,前两节已多有涉及;本节将重点评述正始玄学的言意之辨、才性之辨和圣人有情无情之辨。
汤用彤先生指出:“玄学统系之建立,有赖于言意之辨。但详溯其源,则言意之辨实亦起于汉魏间之名学。名理之学源于评论人物。”上一章已经谈到人物品评之清议向名理辨祈祷之清谈的过渡,而汤先生此论又谈及由名理之学向言意之辨的过渡..两次“过渡”构成一个完整的过程:即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的转换,其间“言意之辨”扮演了重要的理论角色。
中国哲学史对“言意”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大体上有儒道两家之别,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可见,孔子认为言辞是可以达意的,诚如朱熹所释:“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孟子·万章上》:“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在孟子看来,文辞本来是能够明晓志意的,只是解读者有可能误读(意即“害”也)。庄子的言意观却与孔孟相悖,他是从“道”出发来辨析言意关系的。《庄子·天道》:“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意之所谓“者,”“道”也。道是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只可 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言语无法进入“意之所随”的那个“道”,所以言语是无法尽意的。庄子在“言不尽意”的前提下,还提出“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的“筌蹄之喻”成了言意之辨中的经典比喻,庄子之后大凡谈“言不尽意”或“得意忘言”者,都要沿用此喻。
《周易》为儒家经典,其言意观却兼有儒道两家的特色。《易传·系辞上》:“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日:‘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在《系辞》的作者看来,既然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那么圣人之意从何而得见呢?于是圣人设立卦象以尽情意。一方面接受道家的“言不尽意”,一同时又提出“立象以尽意”。《易传》的言意观对后来的正始玄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汤用彤先生说,“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汉魏之际,月旦人物的风气犹存,但品评人物常常是名不准实,贾不本物。于是,识鉴者主张神鉴,主张遗其形貌而求其神理,视之于无形,听之于无音,这本身也就是言不尽意。因此,言不尽意成了品评人物的方法,晋人欧阳建描述当时的情景说:“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世,咸以为然。若夫蒋公子之论眸子,钟、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为谈证。”蒋济谓观眸子可以知人,钟、傅二人辩论才性,均引言不尽意以为谈证。
黄初、太和年间,苟粲从理论上对“言不尽意说”进行了论证。据《三国志·魏书·荀或传》注引何劭《苟粲传》:“(苟)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俣难日:‘《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日:‘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及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显然,在言意观上,苟俣属儒家,而荀粲属道家。在荀粲看来,理之微妙之处,不是“言”和“象”所能表达出来的;而且,他的“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又将《易传》的“言、象、意”之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正始玄学乃至整个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建树,首推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对“言一象一意”三者关系的论述: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泉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王弼释《易》,抓住“言”、“象”、“意”三个关键词。《易》之“言”指一个卦的卦辞和爻辞,如乾卦的卦辞是“乾,元亨利
贞”,它的初爻的爻辞是“初九,潜龙勿用”;《易》之“象”指八卦象、六十四别卦象及阴(--)阳(—)两爻象,同时也指象征卦象意义的事物,如“乾”卦的卦象是“健”,而天、
朝廷、君、父、首、玉、金、寒、冰、大赤、马、木果、龙、衣等,则是象征这一卦象意义的事物;《易》之“意”指卦象及其所表征的事物所包含的意义,如乾卦所含的意义为刚健,坤卦所包含的意义为柔顺等。要理解《周易》,必须弄清楚“言一象一意”三者之间的关系。
王弼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辨析三者关系的。首先,从“作卦”(创造)的角度论,象生于意,意以尽象,意为象之内涵,象为意之形式或外观;言生于象,象以尽言,象为言之对象,言为象之形式。其次,从“解卦”(接受)的角度论,要寻言以观象,得意忘言;要寻象以观意,得意忘象。“言”和“象”均为得“意”之工具,有如庄子的“筌蹄之喻”(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也用了这一比喻)。舍弃了名言和卦象,当然无从得“意”;但是,若滞拘于名言和卦象,也无从得意。“忘言忘象,体会其所蕴之义,则圣人之意乃昭然可见。王弼依此方法,将汉易象数之学一举而廓清之,汉代经学转为魏晋玄学,其基础由此而奠定矣。”
言一象一意三者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还是以《周易》为例,合于刚健含义的,不必拘泥于马这一具体的象征,“大壮”九三有刚健的意义,却用“羝羊”来象征。同样,合于柔顺含义的,也不必拘泥于牛这一具体的象征,坤卦并无刚健之义,但彖辞却说“牝马”。拘泥于言,不能得到真正的象;拘泥于象,不能得到真正的意。故须忘言忘象,方能真正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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