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

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

——纪念老舍先生80诞辰

樊 骏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创作中，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描写城市贫民的作品，数量少，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映比较狭窄或者浅露，艺术上往往失之单调，思想倾向又大多停留在空泛的同情；与同一时期里以农民或者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比较起来，成就要低得多。

打破这种局面的，是老舍。他的取材城市贫民生活的作品——从30年代的《月牙儿》等小说到50年代的《龙须沟》等剧本——是他的全部创作中最受欢迎的部分。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生活情趣；不只是记述个别人物的生活经历，而且真实地再现城市底层的生活场景，不只是同情个别人物的痛苦遭遇，而且尖锐地提出城市贫民摆脱悲惨命运的社会课题。它们增强了这类作品表现生活的能力，提高了这类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这是老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贡献，他也因此成为以描写城市贫民著称的作家。把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怎么为人们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贫民这个常常为人们忽视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引进艺术的领域，并且取得了成功——就这方面来看，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用，有些类似狄更斯之于19世纪中期的英国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同一时期的俄国文学；虽然他们的成就不尽相同，各有长处和弱点。

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在发表这部作品时，他曾经向人表示“这是我的重头戏，好比谭叫天唱《定军山》”2；用他特有的风趣，指出这部小说在自己创作中的突出地位。在这以后，他还多次以不同的方式向人表示了类似的意见3。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骆驼祥子》不只是作家本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很有代表性地表现出老舍为提高反映城市贫民生活的作品的水平所取得的成就和所作出的贡献，也很有代表性地反映出他的创作中曾经相当长期地存在着的弱点对于这些成就和贡献的限制。下面就从这样的角度，围绕着现实主义问题，对小说做些探讨。

一

《骆驼祥子》写的是旧中国北平一个外号“骆驼”名叫“祥子”的人力车夫的悲剧命运，塑造了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城市个体劳动者的典型形象。

祥子来自农村，是个破产的青年农民。他保留着农村哺育他教养他的一切，却再也不愿意回农村去了，渴望在城里创立新的生活。近代中国，由于农村的急遽破产，沦为赤贫的农民成批地涌向城市，寻求新的生路。这个形象，是作家对于他们来到城市以后更加不幸的遭遇一个艺术的概括。到了城市，祥子选中拉车这一行，把买上车，做个独立的劳动者，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他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决心：“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经过三年的奋斗，终于买上了车，可是，才拉了半年，车子被人抢去了。重新积钱，车还没有买上，积蓄又被人勒索去了。再买车，没有拉多久，又为生活所迫，不能不卖掉。

每一场灾难，都是沉重的打击，使他产生过怀疑。但他又努力振作起来，开始新的奋斗。他以坚强的意志和执拗的态度，与生活展开了反复的搏斗，显示出如骆驼一样的坚韧的个性。这种富有特征的性格，充分反映出辗转于城市底层的个体劳动者对于较好的生活的渴望是何等迫切，为此作出的奋斗又是何等顽强。而且，像祥子这样要强的人，进行了这么艰苦的挣扎，结果还是失败，也就更加有力地说明他们卑贱的命运绝不是什么个人的努力所能改变得了的。在祥子的形象里，个性与***性，个人的特殊经历与大家的***同遭遇，社会内容和思想命题，都很好地统一在一起，使这个人物具有较高的典型意义。

悲剧常常是将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毁坏给人们看。在真、善、美与假、恶、丑，正义与邪恶的社会冲突中，前者因为力量对比的悬殊，趋于失败以致毁灭，能够激起人们悲痛愤懑的感情：对于前者的同情或者尊敬，对于后者的憎恨或者唾弃，由此产生悲剧的艺术效果和思想作用。为了加强这样的效果和作用，最早的悲剧理论已经明确提出“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的主张4，认为“既然悲剧是对于比一般人好的人的模仿，诗人就应该向优秀的肖像画家学习；他们画出一个人的特殊面貌，求其相似而又比原来的人更美”5，要求作家努力突出悲剧人物的美好。这是悲剧创作的一条重要的现实主义原则。《骆驼祥子》正是这样塑造祥子的形象的。祥子曾经是个正直、热爱生活的劳动者。小说一开始，关于他的外形的描写，关于他拉车的刻画，都写得很有光彩，简直成了青春、健康和劳动的赞歌。小说又以更多的篇幅，描绘祥子美好的内心世界。当他在曹府拉车，不小心翻了车，车给碰坏了，主人也给摔伤了；他引咎辞工，情愿把工钱退给主人作为赔偿，表现出作为一个劳动者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在严冬夜晚的小茶馆里，他给老马祖孙两代买羊肉包子充饥，又倾注着对于苦难的伙伴真诚的关切和深沉的同情。这些段落，用朴实无华的笔墨，描写了祥子好的品质。作家甚至用了奇特的比喻形容这个人物：“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

然而，这个在地狱里都会是个好鬼的祥子，在人世间却没有能够始终成个好人。随着生活愿望的破灭，他成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他掏坏，打架，占便宜，为了几个钱出卖人命6。拉车曾经是他惟一的指望，后来却讨厌拉车了。连他的外形，也变得肮脏、猥琐了。小说结束时，他已经沦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而在祥子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中，最重要的是生活态度的改变。他从来不是一个有觉悟的劳动者，更不是什么英雄。但买辆车做个独立劳动者的愿望，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于命运的反抗，和改变低贱处境的努力。最后却完全安于命运的安排，“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也无须乎想了”。他向生活屈服了，忍受着一切侮辱与损害，而没有任何怨尤。恩格斯在谈到被压迫者的生活态度时说：“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又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7发生在祥子身上的，正是这种从“人”到“牲口”的蜕化。

祥子被剥夺掉的，不仅是车子、积蓄，还有作为劳动者的美德，还有奋发向上的生活意志和人生目的。在这里，美好的东西的毁坏不是表现为一个品格高尚的英雄在肉体上的死亡，而是人物的高尚品格的丧失殆尽，即精神上的毁灭。“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这就是为什么祥子的形象会具有特别强烈的悲剧意味的原因所在。

二

人在社会中生活，受着社会的制约。他的道路，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所属的社会地位，他与社会的各种联系决定的。祥子的形象，是在当时那个黑暗社会的生活画面上，在他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中凸现出来的。他的悲剧，主要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产物。

对于祥子的打击，首先来自反动派。第一辆车被北洋军阀的逃兵夺走，准备买第二辆车的积蓄又被国民党的特务孙侦探敲诈去。这些描写都很简短，事情也发生得突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和一切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通过这些情节表现出来的，却是事态发展的必然趋势。

城外打仗的消息已经流传了十来天，为了贪图几个钱，祥子大着胆子拉车去西郊，刚出城门，就被逃兵连人带车都抢去了。作品写出了那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年代，打仗不断地骚扰着人们的生活，威胁着人们的安全。作品又提到逃兵如果“教村中的人们捉住，至少是活埋”，从人民对于逃兵的深恶痛绝，透露出这些军队曾经如何残酷地蹂躏过人民。在这样动荡不安，反动军队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年代里，祥子的这场厄运，不过是连年战乱给人民造成的浩劫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

本来，孙侦探跟踪的是祥子的主人曹先生，与祥子毫无关系，敲诈祥子，更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可是，既然碰上了……

对了。祥子是遇到了“点儿”上，活该。谁都有办法，哪里都有缝子，只有祥子跑不了，因为他是个拉车的。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

祥子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任何打击都可能而且可以任意地落到他的头上。它们来得越是偶然，越能反映这样打击的必然；越是离奇古怪、出乎常情，越能说明祥子在那个社会的实际处境。

大兵和特务，不过是旧中国庞大的国家机器中小小的零件。前者的掠夺还是在溃散逃命之际，后者的讹诈也只是作为一次意外的收获，但他们的顺手一击，给祥子带来的却是影响终生的祸害。孙侦探曾经轻蔑地对祥子说过：“把你放了像放个屁；把你杀了像抹个臭虫!”在那个强取豪夺的社会里，他们随时都可以置他于死地。作家对于生活的观察和表现，对于祥子命运的理解和描绘，都是真实而且准确的。

把车厂主的女儿、老姑娘虎妞引进祥子的生活圈子，描写了他们感情上生活上的纠葛，把这作为祥子的悲剧性结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显示出老舍对于城市贫民生活的丰富知识，对于他们内心深处的痛苦的细致理解。在这些情节中，展开了城市底层特有的粗鄙丑恶的生活场景。

他们的结合，始终都是很不自然的。对祥子说来，这是一场更加难以忍受的灾难。这主要还不在于虎妞是用诱骗的手段，使他一步一步上钩；也不在于虎妞的死去，使他又一次卖掉车子：而是在于这种结合本身，与他作为一个独立劳动者的愿望背道而驰。他们中间两种生活态度两种生活理想的冲突，一直都很尖锐。虎妞找上祥子，并不是真的甘心“作一辈子车夫的老婆”；而是希望得到父亲的同意，由他们经营车厂；至少靠着她那点体己钱，“弄上两三辆车”，当个小车主。当她知道父亲把车厂盘给别人，断绝了她回去的路，她承认“我这一宝押错了地方”。祥子却认为只有“凭着自己的本事买上车，娶上老婆，这才正大光明”；不管刘四有多少车，他都不能要虎妞。婚后，拉不拉车一直是他们冲突的起因。直到虎妞同意买辆车让他拉，他才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觉出来虎妞也有点好处”。他们中间没有平等的关系。虎妞后来干脆把事情挑明：“你娶老婆，可是我花的钱，你没往外掏一个小钱。想想吧，咱俩是谁该听谁的?”她仗着经济上的优势，要他按照她的意旨行事。成了夫妻，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先那种车主与车夫的关系。祥子是痛苦地感觉到了自己在这场结合中的处境的：“要了她，便没了他”，自己不过是在“老婆手里讨饭吃”!这种朴素的直感，确切地反映出他们之间由于经济地位不同所形成的畸形关系。即使后来没有出现不幸的变故，一切都按照虎妞所希望的那样发展，祥子真的当上了“车主”；对于渴望做个独立劳动者的他来说，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失败。作家是严格地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表现出这种结合的深刻矛盾的。

当然，虎妞对于祥子，并不是完全没有好感。她所谓的“我惦念着你”，“疼你”，“护着你”之类的表白，不都是虚伪的。她还因此失去了父亲和钱财，最后难产身亡。她在那个社会里，是她所隶属的剥削阶级的另一种类型的牺牲品。她的遭遇，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那个社会那个阶级的罪恶和残酷。它们不仅无情地压榨被剥削阶级；必要的话，也会毫不怜惜地摧残本阶级的成员。不过，这些都没有改变虎妞的阶级地位与她和祥子的关系。她对于祥子的兴趣和好意，仅仅在于年轻而又老实的祥子能够弥补她自己被耽搁了的青春的需要。这种做法本身，明显地暴露出剥削阶级的唯我主义的丑恶本质。她根本不理确也不想理解祥子。成亲的第二天，祥子和她商量今后的生活安排，问起她有多少钱。她怀着剥削阶级的偏见，傲慢地说：“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吗!你不是娶媳妇呢，是娶那点钱，对不对?”这使得本来就以在老婆手里讨饭吃为耻的祥子，感到莫大的侮辱：“祥子像被一口风噎住，往下连咽了好几口气。……他恨不能双手掐住她的脖子，掐!掐!掐!一直到她翻了白眼!把一切都掐死，而后自己抹了脖子。他们不是人，得死；他自己不是人，也死：大家不用想活着!”他几乎把对于自己所受到的各种侮辱与损害的愤怒，都倾泻到她的身上。这是他从未有过的盛怒。这不只是什么性格冲突，而是一场严重的阶级冲突。不难看出在他们中间，也绝不是一般的思想感情上的隔膜，而分明是阶级关系上无法调和的对立。这样的两个人，能有什么爱情可言呢?他不过是“自己老婆的玩物”。在社会上受尽了欺凌，回到家里还要由人玩弄，对于好强的祥子说来，确实是更大的痛苦和伤害。

最使祥子苦恼的，是无法摆脱虎妞的纠缠。他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这种强加于他的关系，想方设法躲开她。虽然比起大兵和特务，虎妞没有可以任意置他于死地的权利；但她设下的圈套使他有苦难说，他的作为男子汉的责任感又使他不能当她困难的时候把她抛在一边，处处碰壁迫使他不得不回到她的身边。他没有别的选择。他把接受虎妞的安排，看作是“投降”。在这件事上，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无能和无力：“命是自己的，可是教别人管着”。这对于腐蚀他的生活意志，打破他的生活愿望，从奋发有为到怀疑自己进而自甘堕落，起了比前面几次打击更为严重的作用。

在这里，阶级与阶级的对立，阶级对阶级的压迫，不是表现为政治上的迫害或者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表现为深入人物身心的摧残和折磨。祥子不仅不能获得自己所追求的，甚至无法拒绝自己所厌恶的。这些都充分地刻画出生活的复杂内容和祥子的卑微处境，是全书最能表现出老舍特长的部分。

有些论者，只注意虎妞对于祥子的“爱情”，避而不谈她给他带来的伤害，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对立，笼统把她和祥子一样，划为“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们”。这是对于这些现实主义的描写和作家的意图的曲解：不但错误地解释了虎妞的形象，而且势必削弱小说所展示的祥子的悲剧命运的丰富内容。50年代中期根据小说改编的话剧《骆驼祥子》(改编者梅阡)，把虎妞“作为一个比较肯定的形象来处理，……她所作用于祥子的不是不可克服的灾难，而是一种生活向上的鼓舞。……她和祥子相恤相怜，如涸泽之鱼，相濡以沫，他们以***同的命运，面对着残酷的现实”8。应该说，这个虎妞已经不再是小说中的虎妞，而是改编者一个独立的艺术创造了。

三

《骆驼祥子》还塑造了更多的人物。像流氓出身的车厂主刘四，“总以为仆人就是家奴”的杨先生和两位太太，下流无耻的夏太太……他们各自都用不同的方式剥削和凌辱祥子，把他一步一步推向不幸的深渊。也有另外一些人物，并没有给祥子带来什么灾难；通过他们，给祥子的悲剧提供了更多的现实根据。

老马和二强子，与祥子一样，都是人力车夫。前者是一个已经被生活压榨得异常衰弱窘迫的老年人。儿子当兵一去不回来，儿媳妇改嫁，只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孙子帮他拉车，作品透过他肮脏、枯瘦、老朽的外表，写出善良、谦和、庄严的性格——内在的真正的美。关于他在小茶馆里因为又冷又饿，昏晕过去的情景，他和孙子相依为命、彼此爱怜的关系，都写得十分动人。和祥子不同，老马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美德。但正如他最后向祥子诉说的那样：他心眼好，为人热心，救过多少人命，结果却“连个小孙子都守不住”，自己也等着有一天冻毙在街头。他对于生活的热忱，和生活对他的冷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突出地表现出那个世界的没有公道。二强子的情况比较复杂。他把女儿小福子卖了，后来又逼她卖淫；他踢死了老婆，又撂下孩子不管；他用污浊的眼光看待祥子和小福子纯真的关系。没有什么人对他有过好感。但他的过错都是在喝醉以后干出来的；而他的酗酒，原是为了麻醉痛苦的灵魂，逃避生活的煎熬。作品在写到虎妞的死亡时说：“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拿这说明二强子，也是贴切的。他的性格的复杂性，决定了他的悲剧的复杂性。如果说，这个悲剧不能赢得人们多大同情，却能引起人们很多思索。

他们都有过自己的车，老马还几乎拉了一辈子自己的车；他们曾经是祥子羡慕不已的独立劳动者。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样是家破人亡，结局都很凄惨。他们是祥子的一面镜子，让他看到自己的前途。这两个人的经历如果充分展开来写，可以成为独立的长篇，都是同样激动人心的悲剧。穿插在这个长篇作品里，是为了从更多的侧面展示出祥子所生活的世界，用他们的不幸说明即使自己有车，甚至永远有车，也改变不了车夫的命运。

大学教授曹先生是小说中值得注意的人物。这个形象艺术上比较单薄，但在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曹先生同情下层人民的痛苦。他是祥子的主人，却把祥子“当个人对待”，使后者“觉出点人味儿”，还因此把他比作“孔圣人”。他曾经一次又一次地给祥子以照顾和帮助。当走投无路的祥子，再次找到曹先生请他指引出路；他让祥子重新给自己拉车，还让小福子也来他家帮佣。这在受尽了人世间的欺诈打击的祥子看来，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只要不是局限于个人一时的恩怨，而是从被压迫者的解放着眼，不难看出曹先生给予祥子的一切，不管是出于多么真诚的好意，都不能也并不想从根本上改变祥子受剥削受压迫的社会地位，而且恰巧是让他去继续忍受这样的待遇，也就是鲁迅曾经尖锐地指出过的“暂时做稳了奴隶”9的待遇——即使它的最凶残最粗野的部分给去掉了一些，或者做了一番掩饰，本质却是丝毫没有改变的。这从小处说，只能是延长祥子的苦难；从大处说，又必然是维护旧的社会秩序。而且，事实上连这样的待遇，曹先生也无法保证祥子能够永远享受下去。特务的跟踪使他避居外地，祥子就无法给他拉车。小福子的失踪和自杀，使祥子失去

了精神上最后的支柱，终于懂得“曹先生救不了祥子的命”。正因为沉重地压在祥子身上的是整个旧世界，劳动人民的解放只能是以彻底推翻旧世界为前提的；曹先生和他的这番好心，怎么救得了祥子呢!

曹先生这个形象的意义，在于说明祥子的悲剧不是任何个人的善良和关切所能改变得了的。对比一下4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版的《骆驼祥子》英译本(题名《Rickshaw Boy》，译者Evan King)在这个情节上的改动，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这一点。英译本对于原作做了较多的改动。在那里，找到小福子之前，祥子虽然因为她的失踪十分懊丧，还是上了曹府，接受曹先生所作的安排。而最后，又从下等妓院“白房子”中把绝食三天奄奄一息的小福子救了出来。英译本是这样结束全书的：

他忽然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办了：谁也拦不住他!

他急速地抱起那个虚弱的身子(指小福子)，用被单将她裹上，然后弯下身子跨出门口，以最快的速度穿过空地，进入那片树林。

在夏天的傍晚的淡淡的凉意中，他怀抱中的身躯在轻微地颤动着，当他奔跑时跟他贴得更紧些。她活过来了。他活过来了。他们俩都自由了。

这意味着曹先生终于救了祥子——还有小福子——的命，给悲剧加上一个虚假的所谓“他们俩都自由了”的尾巴。经过这样的改动，旧中国不再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祥子的悲剧也不再是任何个人所不能改变的了；同时还赞美了(至少是容忍了)曹先生给予祥子的那种暂时做稳奴隶的生活。两者的分歧，主要还不在于如何看待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社会作用，而是如何对待旧世界：是坚决揭露、彻底决裂，还是调和掩饰、委屈容忍?比起英译者来，老舍对于旧中国的理解，对于祥子命运的理解，显然要深刻一些。比起英译本的改动来，原作的思想意义和现实主义成就，也要高一些。它通过祥子的悲剧，对于暗无天日的旧世界提出了充满愤怒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