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少年时代是如何进行学习的

1967年冬天至1968年春天这段时间，是造反派的一统天下，也是派性膨胀登峰造极的时候。

季羡林在这段日子里，除了继续被批斗、审讯以外，还被迫进行劳动改造。

当时，隔上几天，季羡林总会被批斗一次。批斗的单位很多，批斗的借口也不少。

首先是北大的工人批斗季羡林。前面说过，解放初期，季羡林曾长期在北大工会工作。他生平第一个“积极分子”称号，就是“工会积极分子”。他先后担任过北大工会的多项职务，l952年北大迁到城外以后，又被选为校工会主席。在沙滩时，还曾经学过美国的竞选办法，到工、农、医学院和国会街北大出版社各分会去做过竞选演说，精神极为振奋。当时刚解放，他心情舒畅，看一切东西都是玫瑰色的，干劲十足，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兴奋得好像每天都生活在云端里。工会工作是兼职，不拿一分钱的补贴，完全是自觉自愿地为人民服务。有时为了布置会场，他彻夜不眠，同几个年轻人***同劳动，并以此为乐。北大教授中，只有三四位担任过工会主席或副主席，得到过这样的殊荣。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却成了季羡林的特殊罪状。北大的“工人阶级”早就对臭知识分子领导他们心怀不满，到了季羡林被“打倒”，在批斗季羡林的高潮中，他们也挤了进来。工人的想法和做法与教员学生区别十分明显。工人比学生力气大，行动更粗野。一天，在一阵激烈的砸门声后，闯进来两个工人，声称要押解季羡林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季羡林只好从命。

他们本来打算把当过北大工会主席的三位教授都揪出来，一起批斗。可惜三位中的一位已经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去了，另一位不知为什么也没有揪到，只剩下季羡林孤身一人来演这场独角戏。

工人不喜欢在室内斗争，也不喜欢用嘴来批判，他们更喜欢在外面“游斗”，也就是在大马路上，边游边斗。这样可以供更多的人观赏，同时也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或者别的什么心。季羡林糊里糊涂，不敢抬头，不敢说话，任人摆布，任人捉弄。沿途挤满了看热闹的“观众”，口号声上彻云霄，中间还搀杂着哈哈大笑声。仿佛一场杂耍盛会。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脾气：理论讲得少，拳头打得重；口号喊得响，石块投得多。耳光和脚踢，已经是家常便饭。这一次因为是“游斗”，虽然挨打比较多，但没有坐喷气式，这让季羡林真有点感恩戴德了。

工会的风暴还没有完全过去，北大亚非所的“革命群众”又找上门来了。在“文革”前，北大根据高教部的意见，成立了亚非所。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亲自找到季羡林，要他担任所长。季羡林推辞不了，只好答应。其实所长之职，只是个挂名，什么事情也不管。因此季羡林和所里的工作人员没有利害冲突，关系还不错。可是季羡林一被“打倒”，亚非所的人也不甘落后，也要显示一下自己的“革命性”，决不能放过批斗季羡林的机会，这多少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季羡林被揪到燕南园的所里。批斗是在室内进行的。屋子不大，人数不多，都是研究人员。季羡林说：“我现在在被批斗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炉中锻炼过的孙大圣，大世面见得多了，小小不然的我还真看不上眼。这次批斗就是如此。规模不大，口号声不够响，也没有拳打脚踢，只坐了半个喷气式，对我来说，这简直只能算是一个‘小品’，很不过瘾，我颇有失望之感。”

东语系的批斗会已经数不胜数，其中有一次给季羡林留下颇深印象。在主斗人物中，除了新北大公社的熟悉面孔以外，竟然也有井冈山的面孔。他们两派虽然斗争异常激烈，大有你死我活不***戴天之仇，然而在批斗季羡林时，却站在同一条战壕里，同仇敌忾，一致对“敌”。这次批斗的主题是从季羡林日记中找出的一句活：“江青给新北大公社扎了一针吗啡，他们的气焰又高涨起来。”这当然犯了大忌，简直是对“红都女皇”的大不敬。但是这句话本来是说明季羡林派性有多么顽固，是站在井冈山的立场上攻击新北大公社的，没想到，时过境迁，自己对之忠贞不二的井冈山一派竟然出卖自己，同对立面携起手来对付自己了。

这样的批斗接二连三，季羡林心中思潮起伏，片刻也不能平静。他想得很多，很远，他在《牛棚杂忆》里写道：

我想到了我的幼年。如果我留在乡下的话，我的文化水平至多也只是个半文盲。我们家里大约只有一两亩地。我天天下地劳动。解放以后还能捞到一个贫农地位，可以教育知识分子了。生活当然是清苦的，“人生识字忧患始”，我可以无忧无患，多么舒服惬意呀！如今自己成了大学教授，可谓风光已极。然而一旦转为“反动权威”，则天天挨批挨斗，胆战心惊，头顶上还不知道戴上了多少顶帽子，前途未卜。我真是多么后悔呀！造化小儿真是可恶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