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和道教有冲突矛盾吗？

没有冲突佛教艺术导源于印度工巧明业。自原始佛教至部派佛教时期，由于戒律中（沙弥十戒）有‘远离观听歌舞’之明文规定，故未能建立艺术发展之基础，而仅限于佛足、金刚座、菩提树等之雕画，以为佛陀之象征。约至纪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之时，雕刻、建筑、绘画、工艺等艺术活动始随印度都市工商业与部分进步派僧侣之革新精神而兴起，打破以往小乘时代不敢模拟佛像之观念，而普遍塑造佛像供养礼拜，佛教艺术乃藉造像而大兴。印度佛教艺术可大别为兼具希腊、印度、大夏、安息等艺术素质之犍驮罗艺术与印度佛教艺术。至笈多王朝（302），以摩揭陀为中心，统一印度，印度本身之艺术乃与犍驮罗艺术先后依附于佛教而东传中国。至隋唐之世，无论佛教义理或艺术均已与中国人性情精神相结合，并融入中国特有之情操与气度，使佛教艺术衍为纯中国之型态。

道教艺术

以宣传道教教义与神仙思想为主要内容的造型艺术。包括日常供奉和用于斋醮等祈禳祭祀活动的神仙画像或雕塑的神像、故事画、水陆画以及宫观的藻饰与法器上的花纹图案、浮雕等。

造像 制作神像，形式多样。《太上洞玄灵宝国王行道经》称造像“随其所有,金银珠玉，绣画织成,刻本范泥,凿龛琢石,雕牙镂骨,印纸图画”等均可,只要“一念发心，大小随力,庄严朴素,各尽当时”。但具体制作，皆有定式。据道书《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私》规定,造像必须“依经具其仪相”，“衣冠华座，并须如法”。天尊“帔以九色离罗或五色云霞、山水杂锦”等，“不得用纯紫、丹青、碧绿等”。真人“不得散发、长耳、独角，并须戴芙蓉、飞云、元始等冠”。左右二真“或持经执简，把诸香华，悉须恭肃，不得放诞手足，衣服偏斜”等。

早期道教的塑像或画像曾经受到佛教艺术一定的影响。唐释法琳《辨正论》引王淳《三教论》云：“近世道士，取活无方，欲人归信，乃学佛家制作形像。假号天尊，及左右二真人。”唐太宗为王远知建太平观以及王轨重建茅山华阳观，其内殿塑造元始天尊像一躯，都取左右二真人夹侍的形式。其后，号然又取法佛教在诸天神头部加添圆光，但是，其形象是中国化的人物面貌，其创作思想深受道家哲学和道教教义的影响，其技法又是中国古铜器、汉画像砖以及古代人物画技法的直接继承，具有明显的道教美术自身的风格。

现存道教石刻造像有泉州北郊清源山老君像巨型石刻，晋祠彩塑以及元代的龙山石窟等。其中泉州石刻老君像，背松倚望，意态谦恭，两眼平视，慈祥和蔼，美须大耳，左手依膝，右手靠几，全身线条遒劲有力，洗炼概括。石像高5.1米,以整块天然巨石雕成，宏伟壮观，是道教造像艺术中的珍品。太原晋祠圣母殿创建于北宋天圣(1023～1032)年间，有圣母、宦官、女官及侍女像***43尊彩塑,以皇后、群臣、宫女的生活形象为范本,脸型、体态和感情流露都近于世俗生活的原型（见彩图）。龙山石窟，在太原西南约20公里处。始建于元元贞六年(1295)以前，窟内雕有三清、虚皇、张天师、三皇、玄真子、披云子和北七真的石像。主要修建者为随邱处机西游的十八行者之一的宋披云。他还增修龙山石窟五个洞，使其“殿阁峥嵘，金碧丹艧，如鳌头突出”。

神仙画像，历代不绝。既运用中国传统的绘画手法，又力图体现道教的教义思想。以“画以立意”为宗旨，采用“以形写神”和“以神写形”的方法。在创作中不仅调动“出水”、“当风”等多种艺术手段，而且体现了道教对绘制神像的种种要求。唐开元二十九年 (741)，画玄元皇帝(太上老君)像，并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等五像陪祀。画家吴道子有五帝、五官、星宿像等，其中画于河南鹿邑太清宫的太上玄元皇帝像，史载系绢本，即绘于单幅绢上，不施裱褙，供奉时悬挂于壁间架上，后刻石于苏州玄妙观，才得以传世。

壁画 秦汉间神仙思想盛行，在藻饰宫殿、陵墓的美术作品以及帛画中，常有关于神仙、祥异等内容。辽宁金县营城子汉墓壁画，其左上端云气缭绕，中有一人，身披羽毛；右上端有一龙，昂头相向。画中央有戴三山冠的佩剑人和白发之老翁，作神仙与墓主言谈状。壁画黑仙人佩剑、羽衣、须发、云气等形象朴茂高古，线条古朴随意，为道教壁画的先声。

唐宋时，道教壁画已相当普遍。现存的泰山岱庙天贶殿的巨幅壁画《泰山神启跸回銮图》，以皇家宫廷生活为模式，描绘泰山神东岳大帝出巡和回銮的情景，场面浩大，人物众多，生动逼真，山水人物相互衬托，艺术的世俗化倾向浓厚，虽经明、清画工重加彩绘，工匠制作痕迹较重，但尚能体现宋代道画的特色。元代宫廷设有“诸色人匠总管府”，专门管理修建宫廷庙宇的各种工匠,彩塑家刘元统领“梵像提举司”,各地著名画工还加“待诏”衔。元代初期道教全真道曾盛极一时，山西永乐宫道教壁画就是集唐宋道画传统的中国美术史上的杰作。永乐宫壁画画面长90.68米，高4.26米,实绘大小神像*** 286尊。三清殿壁画沿用《朝元仙仗图》的样式，以“三清”为中心，组成层次井然的仪仗，表达出“三清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群神拱之”的意思。全画分成多组，有雷公雨师、南斗六阙、北斗七星、八卦神君、十二生肖神君、二十八星宿、三十二天帝君等群像。每位帝君和圣母左右均有十余名玉女侍奉。云气缭绕，壮丽浩荡，金碧辉煌，显示出元代道画画工们巨大的构图能力。线条圆润流畅，色彩浓淡相谐，宁静清逸，庄严肃穆。纯阳殿另有《纯阳帝君神游显化之图》壁画***52幅，七真殿有叙述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诞生、得道、成仙和历次度化马丹阳、孙不二、邱处机等北七真事迹的故事画***42幅。这些壁画把山水、花鸟、鞍马、界画和人物糅合在一起，以表现人物情节为主。永乐宫壁画是由元代民间画工集体绘制而成的，他们堪称14世纪中国绘画史上最具有创造性的民间艺术家。元代以降，各地道观虽亦有以壁画传世，但大都陈陈相因,因袭模仿,无甚佳作。

文人道画

以道教故事、神仙思想为题材的道画，历久不衰，画家辈出。晋代画家顾恺之崇尚老庄，多以龙为题材作道画，附会老子犹龙之说法，其后云龙遂成为道画的特色之一。据《贞观公私画录》，顾恺之还画过《刘仙像》、《三天女像》等，并且著有《画云台山记》，叙述他的道祖故事画的内容和构思。画面上有丹崖险峻高大，颜色红紫，显示其为神仙之境。张天师脸形瘦削，飘然若仙，于丹崖七试弟子。其弟子王长穆然坐答，赵升神爽气怡。另二弟子则魄散神飞、汗流失色。

唐代吴道子道释画兼擅。画家张素卿本人就是道士，乾符（874～879）中居四川青城山常道观，史载曾画有《老子过流沙图》、《五岳朝真图》、《九皇图》、《五星图》、《老人星图》、《二十四化真人像》、《太无先生像》等。前蜀主王建修青城山丈人观，请其于真君殿上画五岳、四渎、十二溪女、山林、溪沼、树木诸神及岳渎曹吏。蜀主诞辰时，张素卿画十二仙真，备受赞赏。凡有醮斋，开悬供奉。据《图画见闻志》称，五代时有名画家250余人，其中以道释画为主者达113人。

宋代道画吸收了山水花鸟的技法，丰富了道画的表现力。画家武宗元曾在宋真宗营造玉清昭应宫时,居3000名应召画殿画匠之首，史载，他17岁就画北邙山老子庙壁，颇称精绝。其传世道画《朝元仙仗图》原是壁画粉本，长 6米，高0.48米。描绘南极天帝和东华天帝君率领仙官、侍从和仪仗朝谒玄元皇帝的场面，***有神仙人物87名，其中男仙11名，神将8名,余皆为手捧供品、仙果、乐器的仙女。画幅以手持宝剑的护法神开道，以甲卒、神将殿后，其中二天帝君都略高大于其他神仙，其处理手法与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相类。各神仙的头上或身旁都有一个长形墨线描画的题名牌框，并标上该神仙的尊号，如“东华天帝君”、“扶桑大帝”等。全图主次分明，层次井然，线描人物各具神态，不相雷同，线条流畅，具有线描艺术的韵律感。

宋元文人作画崇尚卷轴、册页、扇面，或有以道教题材结合山水、花鸟的内容，追求“清静无为”的境界，形成了超逸、淡泊、高雅的艺术风格。元代有些画家,如黄公望、张彦辅、马臻、方从义等本人就是道士。张渥所作《九歌图》和《太乙真人像》等，以白描手法描绘太乙真人手执如意,乘舟荷叶,舒展飘逸的“仙风”。元代画家颜辉有传世之作《李仙像》轴，画八仙之一的铁拐李，侧坐石上，神情肃穆，笔法精劲，人物与山水融和，表现了画家洒脱、超逸的情趣。明代画家吴伟所作《北海真人》，写骑龟仙者悠然泛海，昂首天外，无拘无碍。清代扬州画派金农所作的张天师像，更以古拙的笔墨趣味，表现画家超凡逸群的情思。当代画家张大千早年曾久居四川青城山，所绘王母、麻姑、陈抟、纯阳和张陵等道画，刻石于山，至今犹存。

民间创作 宋元以后，道教失去朝廷的支持，文人道画也逐渐衰微而同民间美术相结合。此后各地民间画工广泛从事于壁画、版画、年画以及用于道教斋醮活动中的水陆画。道教斋醮仪式中则广泛使用民间木雕、刺绣以及纸扎工艺美术品作为法器或陈设。各道观建筑中也普遍采用民间广泛流传的八仙、麒麟、万年青等吉祥辟邪的装饰图案。木版印制的门神、灶君、关帝、财神等神像，在民间流传尤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