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亡国时会出现什么天象

每一种天文星象的变化都有其特定的含意,有的主失政,朝中奸佞当道.有的主战乱,连战乱发生的方位都不差分毫.水旱灾更是如此,荧惑之出,太白经天,日食,月食,彗星出现等等,都主有大灾难,这些预兆全都应验了.二十八宿表明着九州的方位,例如房,心为豫州等等.史书之外还有[甘石星经]等专门著述,天人感应都是存在着的.流星下坠称之为天狗,预示着千里破军杀将,彗星出牵牛之星中预示着除旧布新,改朝换代.古人认为;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尔后为大备,一个循环完成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三十六,彗星出现过三次,出现过一次流星雨.春秋时杀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兵连祸结,死者无数,天象都有预示.不但帝王将相都有本命星,就是草间庶民也是同样,本命星有明有暗.辅国重臣,为将之道都必须通晓天文地理的,天象是古哲人的必修课,历代君主也是必须通晓天文地理的.在人类社会中取得了成就,本命星就显得明亮.如果命里有厄,本命星就会出现凶兆,例如荧惑出现等等.人类的灵魂如果来自于上天的星云,那么应该是星云为本,如同脑细胞决定肢体细胞的行动一样.人类的所做所为又影响着本命星的明暗升降,可见是相互影响,也就是天人感应.每一个星宿都对应着人类大脑中的脑细胞,人体中的三丹田都与太极相类,那么每个人类个体呢呢?在天人感应中,人类就成了天地的脑细胞,天地人是三位一体的.人类如同天地的肢体细胞一样,有形体,可以表达天意,天地之心的思想只能通过人类的行为才能够办得到,神与形是两种存在形式.阴阳之气与星宿也是同样,宇宙的精气神可以形成实质,如同求道者炼成内丹一样,也就是道成肉身.天意与天心只能通过人类社会活动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也就是说;天心即是人心,人心即是天心,逆人心即是逆天,民心就是天地之心.民心怨愤则天地不合,秦始皇之时出现过四次彗星,最长时间八十多日,太白经天.兼并六国,死人如乱麻.项羽救钜鹿,枉矢星向西流动,乃灭亡之象,不曲而直.以乱伐乱,以暴易暴,二十万秦国降卒被坑杀,焚阿房宫,屠咸阳,秦民为昔日的杀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难以立国.天官们重视的是九州华夏的天象,对于周边的戎胡夷狄天象只是记其重要的天象变化,不是很注重的.无论是北斗七星还是天极星,牵牛星,太白星等等,距离地球都非常遥远,却影响着人类社会,这是最大的不解之谜,现代科学是无法解释的.国外也存在星象学,跟华夏的大同小异,只是星辰的名称不同.五千年来,中国是天下的中心,中国的皇帝就是天下之主,所以天象学说一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现在则不同了,世界已经成为了地球村,天象学说也赋予了新的内容,等待着人类在进行新的探索,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思想理论方面的探索,太空科学只能提供一些佐证,难以窥测整个宇宙,人类实在太渺小了.这大都体现了董仲舒天人感应一说，是封建儒学禁锢人民思想以加强王权的一种手段，它们最多为今人提供一些天文学方面的史料，迷信成分相当多，不应尽信。热心问友2009-07-18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3292页）这是司马迁抒发对道家无为自化思想的深邃理解，其要旨在于奉劝一切人君必须因循无为自化这一“道”的根本作为治国纲纪。但无为自化不能理解为完全消极地无作为或不作为。人是有自觉能动性的，《史记》中又发展了“庸命”思想，即关于顺天命与重人为相统一思想。这与无为自化这一“道”的根本是一致的。《五帝本纪》说，谁“能庸命，践朕位？”（21页）《集解》引郑玄注：所说“庸命”，指“能顺事用天命者”，即能洞察天道，按客观规律办事，这就是人的能动性。《史记》反对盲目畏天，而强调顺应天道的人为。董仲舒也讲顺天命，但轻人为。他在《贤良策一》中说：“按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时，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认为国家兴亡必有灾异先兆。但司马迁推古天变，指出“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藉ｊī＠⑤祥不法。 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1343页）所以《史记》中所述天象怪异，最多只作为事实记载，而不赞成牵强附会，盲目轻信，消极畏天，这一点与董仲舒有根本区别。《齐太公》上记载，齐景公32年，彗星出现，景公和群臣都为上天示警而忧虑，独晏子大笑，指出“彗星何惧乎？　”（1504页）认为社会兴衰不维系于彗星的出没，而在于修德政。“是时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故晏子以此谏之。”（1504页）这显然是司马迁所赞颂的。西汉初宫闱之争激烈，司马迁对诸吕外戚篡权现象是否归于天命甚是怀疑，故托语说：“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更多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