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宝派八卦
河上公亦号“河上丈人”，实由传说中的黄老学者河上丈人敷衍而来。《史记·乐毅列传》太史公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①并胪列其传承系统，自河上丈人凡六传至汉初曹参。据此，生当战国时代，其传承体系亦出自齐地黄老学者。汉文帝好黄老刑名之言，东汉方士遂敷衍出河上公传道于汉文帝的一段传说，后经两晋人葛洪整理而成为《神仙传》中的内容，并由灵宝派吸收于托称“太极左仙公葛玄造”的《老子道德经序诀》中（二者及诸本文字大同小异）。这一传说的定型当在东汉全面神化老子和《老子河上公章句》成书之后，道教创立后的神仙传记大都本此。 据今本《神仙传》载：“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汉孝文帝时结草为庵于河之滨，常读老子《道德经》。时文帝好老子之道，诏命诸王公大臣、州牧、在朝卿士，皆令诵之，不通老子经者不得升朝。帝于经中有疑义，人莫能通。侍郎裴楷奏云：‘州河上有人诵《老子》。’即遣诏使赍所疑义问之。” 公曰：“道尊德贵，非可遥问也。”帝即贺（驾）幸诣之，公在庵中不出，帝使人谓之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域中四大，而王居其一。子虽有道，犹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能使民 还笃都”须臾，公即拊掌坐跃，冉冉在空虚之中，去地百余尺而止于虚空。良久，俯而答曰：“余上不至于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焉！君宜能令余 还笃 贱乎？”帝大惊悟，知是神人，方下辇稽首礼谢曰：“朕以不能忝承先业，才小任大，忧于不堪，而志奉道德，直以暗昧，多所不了。唯愿道君垂愍，有以教之。”河上公即授素书《老子道德章句》二卷，谓帝曰：“熟研究之，所疑自解。余著此经以来千七百余年，凡传三人，连子四矣。勿示非人！”帝即跪受经。言毕，失公所在。遂于西山筑台望之，不复见矣。② 《老子道德经序诀》称：“论者以为，文帝好《老子》大道，世人不能尽通其议，而精思遐咸，仰彻太上，道君遣神人下教之便去耳。恐文帝心未纯信，故示神变，以悟帝意，欲成其道真。时人因号曰河上公焉。”③按：陕州系北魏以后建制。今本《神仙传》无“世人不能通其议……太上道君……便去耳”云云，疑《神仙传》“道君”一词亦系灵宝派道士所改。从这一故事透露出道教创立前期，某些道士蔑视专制君权、向往个人自由的情操，超脱君权羁绊，故有此河上公的形象。而随着封建专制的加强，道士们对河上公其人其事的评论遂迥异其趣。 元道士赵道一称：“厥后文帝以恭俭化天下。后世议者谓汉文帝有三代之风，岂非河上公道德之化耶？‘并记’有河上公庙，在陕府之北，并文帝望仙台遗迹存焉”。④道教崇奉河上公为“河上真人”。《太极隐诀》规定诵《道德经》仪式，首先烧香整服礼十拜，心存玄中大法师老子、河上真人、尹先生，然后念开经蕴咒、叩齿，咽津，等等。 注： ① 《史记》第7 册2436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②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59册299 ～300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③ 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1 册407 ～409 页S ．57《老子道德经序诀》 ④ 《道藏》第5 册175 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
王弼(226-249)，字辅嗣，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三国时期儒家学者，经学家，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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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何晏曾叹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三国志·魏志·钟会传》裴注引何劭《王弼传》)据何劭《王弼传》载，王弼十多岁时，即“好老氏，通辩能言”。他曾与当时许多清谈名士辩论各种问题，以“当其所得，莫能夺也”，深得当时名士的赏识。王弼为人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正始中，大将军曹爽擅权，王弼补台郎。正始十年(249)，曹爽被杀，王弼受案件牵连丢职。同年秋天，遭疠疾亡，年仅二十四岁。
上弼好儒道之学，年未弱冠，就注解《周易》和《老子》。他虽兼重儒、道，同崇孔、老，但更重视的则是儒学和孔子，曾与吏部郎裴徽谈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在哲学上，他将老子"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论，发展为其"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主张"名教出于自然"，反对何晏"圣人无情"之说，认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三国志·魏志·钟会传》裴注引何劭《王弼传》)。
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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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学方面，王弼注《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和郑玄一样，王弼注《易》也以费氏《易》为底本，因此是古文《易》学的支流和东汉古文经学演变的新形态。西汉费直以"传"解"经"，即用"传"的某些内容来解释经义，其经说仍是象数之学，带有神学色彩。王弼注《易》，虽沿袭费氏以"传"解"经"的方法，但尽扫象数之学，从思辨的哲学高度注释《易经》。他对"经"上下篇都作了注，计六卷；而对《文言》、《彖传》、《象传》加注，只突出"传"之义理以阐发"经"义。至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均不下注，后来由东晋韩康伯继续注完。
王弼《易》注的贡献，首先在于抛弃了费氏的经说，把象数之学变成为思辨哲学。这是《易》学研究史上的一次飞跃。汉人解《易》重象数，如把八卦视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象，用"马"来代表《乾卦》"健"的意义，用"牛"来代表《坤卦》"顺"的意义，等等。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顷，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对象数之学机械性的解释提出批评。他强调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就是说，达意要通过象，明象要通过言，寄言出意，探求玄理。这样，从言与意的思辨理性上解释《易》，比机械比附的方法前进了一大步。
其次，王弼站在玄学家的立场上，把《易》学玄学化。玄学家的根本思想是"以无为本"．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论语释疑》)王弼就是用道家的本体论来释《易》的。如《彖辞》曰："大哉乾元，万象资始，乃统天。"王弼注云："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他认为，"乾"之义是"健"，有形之"天"无非是"健"的表象。万物始于天，归根到底，"统之"于"至健"。"健"是无形的，是形而上的。
总之，王弼以言简意赅的论证代替前人的繁琐注释，以抽象思维和义理分析摈弃象数之学与谶纬迷信，在经学上开创了一代新风。清代"四库馆"学者评论道："《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提要)
王弼著作有：《老子道德经注》2卷，《周易注》1卷，《论语释疑》3卷，《王弼集》5卷，《周易大衍论》1卷，《老子指略例》2卷等。现多佚。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王弼集校释》。
后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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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易》注，标新立异，有人出来责难，如荀融驳斥王弼"大衍义"。对此，他答曰："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由于玄学家大多站在司马氏集团的对立面，势必遭到打击，王弼《易》注开始没有列入学官，只能流传于民间，为后来玄学者所好。两晋，南朝宋、齐，北朝，《易》学博士多是郑玄之学。及至南朝梁、陈时，王弼《易》注才与郑注并列于国学。梁武帝大力倡导儒、道、佛，以玄学讲《易》的风气颇盛。王弼《易》注开始盛行，郑学则渐微而殆绝。
王弼的哲学思想核心是“以无为本”，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不同，带有思辨玄学的色彩。他把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发展为有无何以为本的本体论玄学。他认为“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这样，中国式的形而上之学在王弼手中已具雏形。王弼的贵无论对后世宋明理学影响很大，他的玄学对佛教中国化、本土化也起了重要作用，其“得意忘象”的思考方法对中国古代诗歌、绘画、书法等艺术理论也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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