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佩贞的后世评价

沈佩贞，民国时期的“政治宝贝”，新潮浪漫，颇具姿色，为猎取名利不惜牺牲色相，令民国初年的一批政要权贵纷纷拜倒在其裙下，这其中包括民国两任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在民国初年，这沈佩贞曾是京城的著名“北漂”女郎，神通广大的“女政客”，鼓吹帝制的“洪宪女臣”。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沈佩贞确实胆色出众，勇力非凡，所言所行惊世骇俗，是个逢魔斩魔、遇佛杀佛的大怪胎。民国初年，沉佩贞的名头十分响亮，她代表了追求权势的另类女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她有姿色，有心计，更有一般女子所没有的胆魄，因此她能把民国政坛的那些“大头鱼”一网打尽。

黎元洪首先即成为这位时尚女郎的入幕之宾，事后，黎元洪有意给个妾位名分，沈佩贞自然也闹将起来，要黎元洪“负责”。然而黎元洪的宠妾黎本危（改名前为危红宝）侦知奸情，大泼其醋，闹得不可开交，硬是逼着黎元洪将沈佩贞赶出了湖北才罢休。

沈佩贞拿着黎氏致送一万元“酬金”（也有说是封口费），囊橐中有了充足的银两，打马进京，就比寻常北漂女子更有底气。她早就瞄上了北洋政府的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可是由于府院争权，唐绍仪与袁世凯失和，负气出走，沈佩贞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但她并不气馁。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男人莫过于袁世凯，沈佩贞深知袁氏本性，好色且好淫，家中除了正室于氏，还有九房姨太太。这种男人的弱点一目了然，她要拿下他不会是什么天大的难事。具体操作时，功夫仍要先从外围做起，仅仅三招两式，她就使步军统领江朝宗和武卫军司令段芝贵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认前者为义父，认后者为义叔，有了双保险，再与袁世凯攀上瓜葛，就顺理成章了。

嗣后，沈佩贞如愿以偿，江朝宗为她设总办事处，名为赞助帝制，实则是私人会所，江朝宗、段芝贵等政府要员下班后，就到沈佩贞的总办事处来饮宴和“办事”，那些地方官员来京城攀高枝谋位置，就径直到沈佩贞的总办事处走门路，说是车马塞途，门庭若市，半点不夸张。沈佩贞施施然往来于各路机要，金吾不禁。

有了“总统府顾问”、“绥远将军府高级参议”这些金字招牌，沈佩贞筹钱方便，行事利落，她借总办事处为机关，纠集一群“女志士”，结纳政府要员，与权贵日夜周旋，为帝制摇旗呐喊，上演劝进，因此搭上袁世凯这条线。声势之煊赫，令外界为之侧目。由于种种出格出位的表演，沈佩贞成为京城大红人。

清末民初这一时期，由天津而上海再到北京，由女学生到“女伟人”到鼓吹帝制的“洪宪女臣”再到小报上的“女流氓”形象，这个由天津北洋女师范学堂出品的“北漂”女郎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制造过无数耸人听闻的新闻、八卦、丑闻乃至绯闻，也闹过掌掴宋教仁、嗅脚斗酒令等风靡一时的政治笑谈。百年之后，再看当年这个为女权革命不惜一切代价的前卫女子，一笑之后，又忍不住再一声叹息。 把所谓“***和”、“革命”的本质看清楚了，弄懂了这仍然是个男权社会的现实。沈佩贞改变了策略，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国民党”，开始走结交权贵之路。也因此把极为严肃的女权运动，闹成了一桩满是辛酸泪的历史笑话。

沈佩贞是中国女权运动史上最具争议的一名女性，同时也是中国男权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围绕着她的是是非非，既可揭示出中国女权运动与女权人士的历史局限，更可以折射出中国男权人士的阴暗心理，以及整个男权社会摧残、消费女性权利的根深蒂固的专制。

沈佩贞是民初著名的“英雌”。她在辛亥革命中以组建女子军事团体受到舆论的称扬。民国成立后投身于妇女参政运动，后来又依附袁氏政权，其言行日益引人反感，终因大闹醒春居及与郭同的讼案而身败名裂。她在小说中的形象也全面沦陷。沈佩贞的遭遇，不仅体现了民初女权问题与民族国家的尖锐矛盾和男性启蒙者在“英雌”问题上明显的功利性，也映衬出知识女性由家庭、校园走向社会的难局。

民国鼎革以来，在政治变幻的宏大叙事中，女性不仅承担着时代的重轭，还不得不面对中国社会男权根深蒂固的败坏挤压，这种双重压迫势必成为女权觉醒者奋起反抗的两座大山，从几位女权领袖的人生传奇中便可窥见一斑。如《民国红粉》中《沈佩贞：男权社会的照妖镜》一章所叙：即便这些女权领袖全身投入革命，她们在革命成功后却连最为基本的女性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革命伟人孙中山、宋教仁、刘成禺等等依然固守着男权社会的专断逻辑，千方百计要将他们的“革命女同志”排斥在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的范畴之外，以至于这些女权领袖不断过激反弹，做出种种乖戾之事，从冲击国会到殴打议员，直到从高举女权旗帜的巾帼英雄沦落为政坛情场的反面丑角。这与其说是这些女权领袖的悲哀，不如说是古老中国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难以根除的病灶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