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廷杰的采访问答

1960-65年

我于 1960-1965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当时的校长是陆平，他刚上任不久。他的前任是马寅初校长，我刚进北大时，看到墙上贴着很多大字报，批判马校长的“人口论”。马校长认为：中国人太多了，应当控制人口增长，要搞计划生育。这种观点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毛主席说：马寅初只看到人有张嘴，要吃饭；他没看到人还有两只手，能干活。周总理做马寅初的思想工作，让他承认错误，写个检讨。没想到马校长很强硬，决不认错，只好下课。于是调铁道部付部长陆平接任北大校长。

在北大时

我在北大学习期间，感到北大的学术气氛很浓，经常请国外知名学者来校做学术报告。学生学习很刻苦，每天背着书包在宿舍食堂图书馆教室四个地方来回跑。书包里除装书以外，还装着碗筷，当时，有个谜语：北大同学的书包。打一个人名。标准答案是：里（李）盛（承）碗（晚）。李承晚是当时南朝鲜的总统。

谈季羡林先生

认真负责

我在北大学习期间，教我们专业课的是季羡林教授和金克木教授，两位老师轮流上课，一年级时季先生讲语法，金先生讲例句。语法讲完以后，开始选读梵文名著。季先生讲梵语文学名著，包括民间故事、小说、戏剧、诗歌等。金先生除讲梵语文学史以外，还讲印度古典哲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的名著。到五年级，金先生继续讲梵文课，季先生开讲巴利文。因为巴利文和梵文类似，略微一讲就懂了。

我们班十七个同学，专业课每天都有，可见两位老师为我们这班学生付出很多心血。两位老师讲课风格很不一样，季先生的梵文是从德国学来的，他讲的语法经过德国人的整理加工，简明扼要，条理很清楚。金先生的梵文是从印度学来的，所以，他讲的课是走印度的传统道路。他能背很多梵文诗歌，得意时还能像我国老先生唱古诗一样，他能摇头晃脑唱梵文诗歌。一个梵文问题，让季先生讲很简单，让金先生讲可就复杂了。季先生五分钟就能讲清的问题，让金先生讲起码要半个小时。

因为两个人讲课风格很不一样，时常闹点小矛盾，金先生说季先生的讲课方式是“资本主义”的，季先生很不服气，说：“我这资本主义总比封建主义好吧？”金先生在印度学习期间，印度的社会性质是封建主义。金先生是九三学社的宣传部长，季先生是***产党员。北大党委统战部得知二人的关系后，曾经劝告季先生：“金先生是我们的统战对象，您应当和他搞好团结。”

季先生长期担任东语系主任，他实际教的学生只有我们这个班。60年以前他没讲过课，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只是辅导研究生，梵文课由我的同学张保胜等去讲。季先生给我们上课时，通常是在东语系后边的平房，楼内教学室让给外教使用，季先生长久以来患有皮炎，给我们讲课时常用手在胳膊上抓痒。看了他的《病榻杂记》才知道他的皮炎已经发展为皮癌。

季先生授课认真负责，他把梵语文章发给我们，让我们预习，上课时让我们先讲。如果我们讲错了，他给纠正，搞得我们很紧张。因为经过自己思考，印象很深。

生活简朴

季先生生活俭朴，经常穿很旧的中山装、布鞋，在这方面闹出很多笑话。传说有个学生带着很多行李外出，见到季先生，以为他是老工人，很不客气地说：“老头儿，帮个忙儿，给我拎包儿。”季先生真的为他拎包儿，送他出校门。又传说他去办公楼参加校务会议，把门的人以为他是工人，不许进门。得知他是副校长后，才放他进去。吃饭也不讲究，我在他家吃过饭，师母（已过世）给我一碗面条，一个鸡蛋。我的师母很慈祥，是个文盲。季先生这样一个大学者，和一个文盲夫人白头到老，应当成为当代青年男女的学习榜样。

季先生最崇拜的前辈学者是陈寅恪和汤用彤，和我们聊天时经常赞美这两位学者，过年过节时，他只看望汤用彤副校长，还把我们的作业本拿给汤先生看，汤先生赞美我们学得好。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的幼稚动作，使父母很开心。季先生在我们面前经常提到他的同学胡乔木和乔冠华，说：“我们同学当中，我是最没出息的，胡乔木是中央领导，政治局委员。乔冠华是外交部副部长，出头露面。”

毕业后，我们同学有的留在北大，有的分配到中国社科学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的两位老师都被“打倒”了。北大东语系又把我们叫回来，对两位老师进行批斗。主持会议的人说：“他们是杀人不见血的侩子手”，当我们上台发言念“最高指示”时，两位老师都鞠躬认罪，像往常一样，季先生穿着褪色的中山装，金先生穿着很旧的对襟小褂，他们面黄肌瘦，深度驼背，很显然，他们受了不少苦。我想他们肯定痛恨我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不孝子孙。其实不然，文化大革命刚过，季先生把我们召集到一起，给我们讲治学方法：当您要研究某个问题时，先要了解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确定自己的突破目标。还召集我们同学开会，交流国内外印度学研究信息。还为我翻译的《惊梦记》写序。师生之情，一言难尽。

筹办南亚研究所

文化大革命后，季先生曾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看望他九十多岁的老师，把他翻译的八册《罗摩衍那》送给他的老师。他的老师没有赞扬他，反而说他没出息：“翻译《罗摩衍那》有什么了不起？会梵文的人只要下工夫都能翻译出来。你是中国人，你应当研究吐火罗。你们中国保留大量吐火罗文资料，我们外国人想看都看不到。”回国后，季先生经常对人说，在老师面前挨骂比受表扬还亲切。

北大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两派对立情绪很重，季先生曾想离开北大，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建南亚研究所。北大领导获悉后，坚决不同意，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挖北大的墙角，并于1978年提任季先生为副校长，北大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南亚所，由季先生等筹办。他作好规划后，要向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汇报。胡院长获此消息后，亲自到季老师家。南亚所就在两位老同学策划下诞生了，季先生任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