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拳是个什么组织?

“义和拳”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乾隆年间。据《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三年（1778），“按察使于易简等前赴冠县严拿义和拳邪教杨姓一案，拿获杨四海。据供，伊父在日会拳，借此防夜。”“杨四海之父既经会拳，其人必非安分之徒，曾经招人学习，以致有义和拳名色，亦未可知。”又，乾隆四十八年（1783），“福长安奏：有直隶南宫县人魏玉凯喊禀，讯据供称在本县魏家庄居住。该村有乡约李存仁及魏学宗、简七、王三、严龄等，与山东王伦都是高口地方之李姓徒弟。从前原系白莲邪教，演习拳脚，四十六年后又改为义和拳，各人俱藏有绳鞭等语。”“既据喊控李存仁等有演习拳脚之事，自应彻底查办。”据此，我们可以弄清以下三点：第一，既然杨四海之父“在日会拳”，那末义和拳的出现至少可追溯到乾隆初年。再结合前引雍正六年“闻卦子匪类隶籍于江南之庐、凤及河南、山东、直隶、山陕地方，其男妇皆习拳棒技艺”的上谕来看，则又可推知义和拳的出现不会晚于雍正，当在康熙年间。第二，最初的义和拳只是“演习拳脚”，有“借此防夜”等保全身家的用途。可见它既是一种拳术的名称，又带有习武结社的性质。第三，义和拳很早就流行于山东西部和直隶南部，所以义和团运动最先在山东一带爆发绝不是偶然的。

到嘉庆年间，又出现“义和门”这个名称。在清政府的档案中，开始有了“离卦教义和门”<《那彦成奏疏》。>或“义和门离卦教”的提法。一方面指明义和门是离卦的一个支派，另方面又表示义和门有了与义和拳不同的活动内容。所以，从义和拳到义和门，标志着义和拳组织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末，义和拳和义和门的区别在哪里呢？本来，义和拳的活动只是演习拳脚，俗称为“武场”。而它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受白莲教的一些支派的影响，又吸收了其宗教性的活动内容，这就是俗称的“文场”。在《那彦成奏疏》中，曾提到“青县季八、叶明福等传习义和门教一案”和“故城县葛立业传习义和门拳棒预知逆情一案”，将“义和门教”与“义和门拳棒”对举，当不是毫无意义的变换用词。很显然，“义和门教”所指是义和门的“文场”，“义和门拳棒”所指则是义和门的“武场”。

文献中所提到的“好话教”，从其活动内容看应该是“文场”。例如，嘉庆初年的一份档案中记载：青县尤荣“跟随本县吴家马头人吴承发即吴老三学习坐功运气，并如意、离卦教义和门，唱说好话”<《军机处录副奏摺·农民运动》，第2309卷。>。所谓“如意”，指如意门，也是离卦的一个支派，因念诵《九莲如意经》而得名。所谓“唱说好话”，即演习好话教的宗教活动。关于好话教的宗教活动，在《季八供词》中有很清楚的叙述：“王世清劝我学‘好’，把我叫到他家，住了一日一夜。他家供着一张纸画的佛像，也记不真是什么佛，领我烧了香，磕了头，教我学‘好’，说是义和门。”<《军机处录副奏摺·农民运动》，第2308卷。>可见，好话教是离卦义和门的一个“文场”组织。

好话教，又名大乘教。《那彦成奏疏》称：“好话教，即离卦教；改名大乘教。”但是，它与大乘教清茶门却是有区别的。大乘教清茶门是明代万历年间滦州石佛口人王森创始的。其子王好贤和徐鸿儒曾于天启年间发动起义，建元大乘兴胜。入清以后，滦州石佛口王姓有两支徙往外地：一支住卢龙县安家楼庄；一支住河南滑县。三支王姓继续在各地传教。到嘉庆年间，大乘教清茶门便和八卦教融合，成为离卦的一个支派。据一份档案记载：“东省向有义和拳名目……据吕福供称，伊于嘉庆十七年间，拜从已正法之郭为贞为师，烧香供茶〔习〕教，伊持诵咒语，称为离卦门教，并传授义和拳。”<《军机处录副奏摺·农民运动》，第1747卷。>从其“烧香供茶”的宗教活动看，显然是大乘教清茶门。好话教单纯搞宗教活动，不演习拳脚，无法保全身家，便失去了自卫的作用。大乘教清茶门的活动，既有“烧香供茶”、“持诵咒语”的宗教活动，又“传授义和拳”，这就成为“文场”“武场”兼备的义和门组织了。

有人认为义和拳和梅花拳完全是一回事，这是不妥当的。因为问题不是这样简单。据现有的材料，梅花拳最早在康熙年间出现，创始人可能是河南滑县人杨丙。嘉庆十八年（1813），那彦成《拿获唐胡子由》奏折所附的《唐恒乐供单》中说：“据唐胡子即唐恒乐供：滑县朱兆村人，年六十二岁，卖药生理，并不习教。平日会打梅花拳，是同村人齐大壮徒弟。齐大壮说过，康熙年间有滑县人杨丙，是武探花，做过京营都司，会打这拳。他是向杨丙学习。齐大壮已于乾隆五十一年间病故。冯克善是我徒弟，也会拳棒。”这份供单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事实，即梅花拳单纯是一种拳术，与八卦教毫无关系，因为“平日会打梅花拳”的唐恒乐“并不习教”。可见，是不能把梅花拳跟义和拳混为一谈的。

只有唐恒乐的徒弟冯克善，倒是和八卦教有关系的。《冯克善供词》：“掌离卦的郜二，山东东昌府城内人，系现已病故王光之师，王光系王祥之师，王祥即我之师。”据此，冯克善是八卦教离卦的教徒。但是，作为离卦教徒的冯克善却要向教外人士去学梅花拳，这也说明梅花拳和义和拳不是同源的。

直到道光年间，梅花拳和义和拳还没有什么关系。道光十八年（1838），直隶总督琦善在一份奏折中说：“董讽于道光元年间，因知昔存今没之王成供奉二郎神，能打梅花拳，冀可防身，遂往拜师演习拳棒。”<《军机处录副奏摺·农民运动》，第2585卷。>王成供奉二郎神，是白阳教徒，而白阳教是八卦教离卦中不同于义和门的一个支派。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打梅花拳，冀可防身”，是一种拳术，只有师承关系，而并无习武结社的性质；（二）白阳教徒能打梅花拳，并不能说明“义和门拳捧”即梅花拳，因为白阳教和义和门是离卦的两个不同的支派。再结合稍早一些时候的一则材料看：“据董二郎董文明供称，伊于〔嘉庆〕十七年间同弟董四儿在尹家庄拜从翟道士为师，学习拳棒，名为梅花拳，翟道士并教令习念黄经。”<《军机处录副奏摺·农民运动》，第1747卷。>连有的道士和道教徒也会打梅花拳，更进一步说明梅花拳只是人人皆可学习的一种拳术，与义和拳作为离卦的一个支派是完全不同的。

梅花拳开始同义和拳发生关系，是光绪二十年以后的事。在当时的官方文书中，多次提到过这种关系。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东巡抚张汝梅在一份奏折中说：“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继改称梅花拳，近年复沿用义和名目。”<《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页。>又，光绪二十五年（1899），吴桥县令劳乃宣在一份禀呈中也说：“访闻运河以北，人多习拳，新立义民会，旧名义和团，改名梅花拳，实为保全身家起见，原无不法情事。”<劳乃宣：《拳案杂存》。>按照这两条材料来看，义和拳和梅花拳似乎成了如下的互相更替关系：义和拳——梅花拳——义和拳（团）。有人便是根据这种关系来推断梅花拳即义和拳的。其实，这是大成问题的。义和拳（团）包括各种成分，是由许多流派汇集而成的，如其中即有大刀会、神拳、红拳、祥拳等，如果说义和拳是由梅花拳改称的话，那岂不是大刀会、神拳、红拳、祥拳等也可以叫梅花拳了吗？显然，这是难以成立的。既然梅花拳不能包括大刀会、神拳、红拳、祥拳等，那也就不能说义和团是单由梅花拳改称的了。事实上，梅花拳只不过是汇合成义和团运动的一股支流罢了。梅花拳并不属于离卦，而且改称义和拳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事。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认为，直到光绪二十年以前，义和拳（门）一直是八卦教离卦的一个支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