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大德曰生怎样理解

“天地之大德曰生”——探索内涵价值的科学 昨天下午，哲学系李曙华教授给我们讲了一次课：“ 当代科学的规范转换与方法论启示”，按预定课时本来只要到15： 50就可以结束的，李教授给我们足足讲了3小时，直到17： 00稍稍停顿下来，才不得不结束授课。李教授神采飞扬， 深奥的哲学在她的眼里不再深不可测，相反地， 她那独具特色地融会贯通和敏锐的洞察力、创造力彰显了大家风范， 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尽管我们的专业研究不在哲学领域， 但这些内容对我们却有不朽的启示，或许这才可谓真正的学习所得。 有无范式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之一。 我们生活在复杂网络的海洋中， 李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从耗散结构理论到超循环理论再到复杂网络的发 展历程，分形几何学、混沌学、中医的理论基础、生成元、 还元论等等，李教授如数家珍， 她的讲解如同中国文化一样博大精深，令人折服。 以下内容是从李教授论文“生成的逻辑与内涵价值的科学—— 超循环理论及其哲学启示”摘抄的一些观点。 艾根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超循环理论，与达尔文进化论不同， 超循环研究的不是宏观个体的物种进化规律， 而是分子水平上微观整体——“拟种”*的进化规律。 根据超循环理论，作为“拟种”的一个自复制单元（即一个催化剂） 不仅能催化生成一个类似的循环， 这些循环还会耦合成一个更大的循环， 这更大的循环又能进一步成为新的更大循环的单元而催生出更高层次 的循环。超循环即指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催化循环系统。如此类推， 理论上可生成无穷层次自相嵌套的循环生长系统。 根据超循环机制，从无生命到生命的进化实质上是一种生成的过程， 即生命发生及其完成的过程。这是系统在远离平衡条件下， 从不稳定到重建新的整体稳定的过程。与构成性整体不同， 生成不是从实体到实体，从部分到整体的既成“原子”之组合， 而是信息不断选择和组织质料（信息载体）， 而质料不断生灭的过程，由此生成的整体在原则上不仅不可逆转， 也是不可还原的（或不具有经典意义上的可还原性）。 为明确整体生成与构成的差别， 笔者将超循环机制或过程概括为自选择、 自组织与自稳定三个主要阶段： 1. 自选择：即具有进化优势的突变体作为偶然涨落而出现， 并通过自复制实现自我选择。这种自复制机制相当于“正反馈” 放大作用。通过自复制，信息选择质料，功能相似的突变体越“生” 越多，它们逐渐聚集起来，使进化信息得以积累。 这里， 突变体的出现及其自复制作为总体现象乃发生于远离平衡的不稳定状 态下，或者说， 突变体的发生和生长本身就是一种远离平衡态下打破系统原有稳定的 行为。 2. 自组织：经选择生成的突变体通过自组织进行功能整合。 选择出来的众多突变体经相互竞争、相互协同，功能慢慢耦合起来， 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负反馈机制，最终生成总体稳定的封闭环。 显然，若干自复制单元组成的总体的功能整合， 必然要求在所有成员中建立催化联系，这样， 突变体通过自组织成为一个整体， 从而作为更大循环功能整合的单元进入更高层次的进化过程。 3. 自稳定：在高度关联的组织中， 由突变体组织成的循环逐步地自我稳定。 突变体能够在新的稳定序中复制、保存、转换、传送进化信息， 经过因果的多重反馈循环、自我选择和组织，在新的稳定序中， 系统的整体功能不断完善，信息不断积累，并层层转换传送， 形成具有“长程相干”的多层回环，最终使系统整体得以稳定生长， 实现向高度有序的宏观组织进化。 超循环理论作为科学革命的最深刻之意义在于： 它第一次将价值引入了我们对自然的基本理解之中， 科学地证明了自然界的进化乃源于有价值的选择， 并将事实的生成与价值的实现统一在自然进化的同一过程之中。 科学的建构基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 超循环的提出为人类建构某种价值内在的科学带来了希望。至此， 贝塔朗菲所提出的科学转向亦终于有了进一步明确的内涵：那就是： 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从探究物质实体转向解读信息载体； 从还原论转向“复元论”；从机械的逻辑转向生命的逻辑； 从价值中立转向价值内在。显然，沿此方向发展的科学， 与目前科学的基础是矛盾的， 它需要新的自然哲学或形而上学为其开路。 “光明来自东方，法则来自西方。”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追问， 笔者蓦然回首，转向中国文化。 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与科学， 恰恰是一种以价值为基础的整体论与生成论， 它对我们今天与未来试图建构内涵价值的科学， 将提供重要的形而上学基础与智慧启迪。 追根寻源，亚里斯多德从‘存在’（‘to be’）的探究开始，创立了“四因说”， 他以形式加诸质料成为一物， 外部动力推动物体运动以恢复其自然位置来理解存在及过程。 实质上，这是一种机械论或构成论的制造原则， 由此出发奠定了西方近代科学之方法论基础。 而牟宗三先生指出：“中国人了解‘存在’不从‘to be’（是什么）讲，中国人从‘生之谓性’的‘生’讲存在。” 笔者发现，中国古代亦有关于存在的“四因说”， 那就是老子道德经中所深刻揭示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 势成之。”（五十二）这是一种生成论“四因说”。 老子以道、德、物、势为万物生成的四大原因。其中，“道生之”： 道为生命之本源，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道变化， 代表宇宙生命的创始，或原始动因；“德畜之”：德为生命之载体， 所谓“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坤德载物，可谓保存生命， 使生命得以诞生之质料。一开始，“道”“德”便为生命创造之源， 或者说，万物生成皆源于内涵价值的“乾”“坤”；“物形之”： 物使生命有形，须注意，中国人以“气”为物质基础，生成是“气” 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气一旦凝聚成物，自然有形； 故形与物不分开讲。“势成之”：生命既已诞生， 便必有自然而然生长之势，以实现和最终完成自身之生命，“ 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复之。……是谓玄德”，（五十二） 这种自然而然的生长本身就是自然本体的道德目的。 根据老子之四因说，显然存在一个人类诞生以前， 根源于自然的普遍之善的创造性原则，“天地之大德曰生” (系辞下，一)，整个宇宙的价值倾向就是“生”， 而这种本然的价值乃是今天我们与万物得以生成的根本依据。 显然，老子的生成论四因说与亚氏构成论的四因说是大异其趣的。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我们可将老子四因说中的“之”理解为信息， 以此解释超循环理论，则“道”可释为信息创生，“德” 可释为信息载体，“物”释为突变体，“势”恰为“一旦——永恒” 。 循此新径， 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中国文化与哲学中对变化及其规律的理解。 “生生之谓易”，易经中讲变易即指生成，如果说自然有选择， 那么其偏好就是“好生”。“生”就是宇宙价值，“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五） 继承生成之根本法则，维护万物之“生生不已”就是天地之大德。 就生成过程看，周易讲“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系辞上，十一）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这里，道为无，为终极因， 而太极即宇宙万物生成之起点或“信源”。值得注意的是， 太极一开始便是将阴阳两种相反相成力量或趋势统一为“一” 的整体，太极图生动表达了阴与阳互含、互根、互生的动态关系。 故“万物得一以生，”（三十九）太极既为生成万物之本源， 又为万物生成之普遍规律而内在于万物之中。万物通过气， 使对立的因素和谐***存：“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四十二） 就生成之最基本法则：“一阴一阳之谓道”，或“反者道之动”（ 四十）显然遵循辩证的逻辑，中国人讲孤阴不生，独阳不长， 笔者认为，这一法则是人类最早提出的具有信息内涵的生成法则， 此不详论。有趣的是，中西科学皆推崇简单性， 而西方科学的简单性指逻辑或形式之简单，而中国则指“易知”“ 易从”，西方以简单性为美，中国却以简单性为善，所谓“ 易简之善配至德”。 “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二）， 中国的认识论是沿着以价值为本的实践（践履）与直观的“感应论” 路线发展的。“外师造化，内得心源”，首先强调的是人内心之“ 德“与天地之”“德”的相通、相应，实以价值取向统摄认知取向， 并大量采用了类比推演的方法。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开不出西方近代机械论式的科学， 由此可说易经“阻碍”了近代西方式科学在中国之诞生； 但易经却哺育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源于价值的生成论式的科学。 机体乃至生命的隐喻与机器的隐喻，作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模型， 何者更合理？更本质？这一问题牵涉到中西科学的又一重大区别， 进而，西方科学之隐喻与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之隐喻， 是否有研究层次上的差异？自然之“真”是否可有不同层次？ 如果有，怎样认识世界才能更本质或更合理？ 众所周知 ，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以最基本、 最低层次的物质和机械运动为隐喻，将机器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型。 而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则以宇宙进化之最高产物——人为隐喻， 将人的生命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型。它们基于两种不同的宇宙论、 本体论以及认识论、方法论原则，千秋功罪，谁人评说？ 如果我们将所谓“真”分为不同层次，西方近代科学所讲之自然， 乃人所认识之自然，故其“真”乃为感性与概念之“真”， 主要依靠实验与形式逻辑。但20世纪后， 其真理性已不断受到质疑。问题在于，低层次的“真“ 对更高层次之真”往往是“瞎”的， 机械的隐喻及其模型显然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目前， 以之解释生命现象已显困难，解释人类社会则更有危险， 故以基本物质或机械为理解世界之模型，若试图覆盖一切， 必导致生态危机和道德危机，目前已引发了整个西方文化的危机。 而中国传统文化所讲自然，乃自然而然之“物之在其自己”， 自然不仅是善的，而且“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 此为真善美统一之本体。实乃人之最高境界或理想。 中国文化与科学以人之生命为隐喻，将人体作为理解世界之模型， 所谓“天地万物，犹一人之身也”（《吕氏春秋有始》）。 其形式逻辑不发达，主要依靠辩证与类比推理。值得注意的是： 以人为隐喻或模型，必最全面而具有最大包容性。 因为人是宇宙进化序列中最高、最全面者。荀子说：“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 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邵雍说：“ 举凡动植之偏，莫若其（人）气质秉受之全也”“万物于人一身， 反观莫不全备。”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周易“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而能“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系辞上，五）“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系辞上，六） 笔者以为，“生成论”与“人之隐喻” 才是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和持久性的根本原因。但其弊或在于， 一旦由此“据高临下”蔑视、 忽略甚至取代最基本之物质需求与知性框架的建构， 则必因缺少基本层面的支撑，最终导致虚伪而带来文化衰落。 与以上两者不同，超循环理论是介于无生命与有生命之间的理论。 应该说它是一种以原始生命为隐喻， 将生命发生及生成过程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型。 沿此方向发展的人类未来科学，有可能综合中西文化与科学之长， 开辟出既内涵价值又有实证基础的科学之路吗？ 科学的发展亦遵循生成演化之规律， 未来科学的发展必将继承当今科学发展的成果， 同时吸收中国整体论、生成论的自然哲学， 并将这种哲学转化为现代型的关于世界生成演化的科学。 而中国文化只有在对世界文明及科学作出自己贡献的过程中， 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获得现代生命，走出自己的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