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花胡同的历史意义

在翠花胡同，有这么一家人，女主人叫刘桂仙，有五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每一位北京市民的生活。

当时，学了一手炒菜好手艺的刘桂仙，正在一位首长家中做菜。一个偶然的机会，首长对刘桂仙说：你们家生活这么困难，两口子又都会做饭，咋不开个饭馆呢？可那会儿饭馆都是国营的、集体的，哪听说个人开饭馆的呀？但思想解放、敢想敢干的刘桂仙决定试试再说。就让儿子写了份申请书，亲自送到干面胡同的东城区工商局。

工商局的同志听完她的想法后，觉得她的胆够大的。一个月里，刘桂仙每天都往工商局跑好几趟，逮着谁跟谁磨。直到有一天，工商局一个副局长终于对刘桂仙说：“刘大姐，你先回去吧，你的事我们再讨论讨论。”

整整等待了21天后，工商局副局长亲自告诉她：“你的事经过讨论已经批了。办照还得等几天，你就先开吧！”

1980年9月30日，刘桂仙在翠花胡同开办的“悦宾餐馆”开张了。这可是改革开放后北京市第一家个体餐馆。

当时的“悦宾”饭馆，所用的房子就是刘桂仙自家的住房。她简单地安了上下水，找个大汽油桶盘了个灶，从旧货市场买来几张小桌子，铺上新的塑料布，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

开饭馆还得有个冰箱啊！可东拼西凑的那点本钱都用光了，怎么办呢？刘桂仙拿着户口簿想贷点款。可信用社说，要贷款得找个担保人。上哪找担保人去呀？正当刘桂仙一筹莫展的时候，工商局的干部替她担了保，贷来500块钱。用这500块钱，刘桂仙买了台处理的雪花电冰箱。

要开张了，刘桂仙手里只剩下36元钱了。她就用这36元钱，买了4只鸭子，做了几道菜——香酥鸭、麻辣鸭、炒鸭杂……头一天上的菜，全是鸭子菜。

开张那一天，来了好多人，刘桂仙又高兴又紧张。屋里只有四张桌子，坐不开呀？刘桂仙就让儿子搬个小马扎儿坐在门口，给那些排队的人发号。

原料没了，客人还不走。有个日本《每日新闻》的记者，等了好长时间还在店里坐着。刘桂仙赶忙从邻居家要了几勺面，做了打卤面，算是满足了日本记者的愿望。

晚上关门，点点钱，36元钱变成了80多元。算算净赚40多元，相当于刘桂仙老伴郭培基大爷一个月的工资了。

当时，刘桂仙也没什么经营经验，菜价定得很便宜：一大盘鸭子6角钱、鱼香肉丝6角钱、鸭架子做的白菜汤卖1角8分钱。做一桌席，开始定的标准每人7元钱，鸡鸭鱼肉大虾海参什么都有。

结账的时候才热闹呢。外国人吃饭，有付外汇券的，有付美元、日元、法郎、马克的。由于没见过外汇，刘桂仙不敢收，还担心人家给的是假钱。

“悦宾”饭馆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刘桂仙实在忙不过来了。当时又不敢雇人。于是，老伴郭大爷、儿子、儿媳一起请假，帮着一块儿干。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刘桂仙只好定出了每人消费10元钱的标准，还要先预订。这样一来，来的大部分是外国人和记者。当时美国使馆有个人还画了一张简易地图，指明从使馆区到饭馆的路线，印了很多份发给其他使馆，不少老外都来。刘桂仙有个小本子，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当时到“悦宾”吃饭的有72个国家的大使和74家新闻单位的记者。

年大年初一，姚依林、陈慕华两位中央领导来到了“悦宾”餐馆。他们先是把小餐馆视察了一遍，边看边询问饭馆经营的情况，并鼓励刘桂仙好好干。姚依林在看了餐馆的菜单后，建议刘桂仙别光做热菜，再弄一些下酒的凉菜。后来刘桂仙照办了，顾客们果然反映很好。

两位中央领导走后，刘桂仙为此专门买了两大麻袋鞭炮，足足放了半个多小时。她高兴啊！中央首长能到她的小店来，可见党和政府是支持她干个体的，这路错不了。就在这一年，刘桂仙又在离“悦宾”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面积更大的姊妹店——“悦仙”餐馆，营业面积扩大了10多倍。

现如今的刘桂仙刘大妈一家，过着富裕的生活，买卖做得比以前也大得多了。

实际上，当年的“悦宾”饭馆不光只是个饭馆。在外国人眼里，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晴雨表；在中国人眼中，它代表着党的政策。当年的刘桂仙刘大妈，不知不觉中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锋，为古老的翠花胡同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翠花胡同，多亲切的名字。有空儿，您也到那儿转转。瞧瞧古迹，尝尝刘大妈的可口饭菜，高兴时来上一嗓子：翠花，上酸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