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和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的事例
在中国文化史上,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乃儒、释、道三家。 早期的儒家思想比较富有生活气息,发展至宋明理学,则将重点落实于心性。关于心性的内容,是早期中国哲学的薄弱之处。虽然孟子及《易经》有所涉及,但总体较为单薄。而佛教的大、小乘经论,对心性都有着丰富且深入的阐述。需要说明的是,佛教对于心性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更落实于具体修证中。尤其是禅宗,特别重视心性的参悟。 纵观中国哲学史,佛教始终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胡适先生早年曾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及半便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他不了解佛教。其后,他也开始研究佛教,并收集了很多禅宗方面的资料,尽管他的考证未必为教界接受,但也从中反映了他对佛教的重视以及佛教于中国哲学的深远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也十分广泛。佛经浩如烟海,仅《大正藏》便收录了一万多卷经文。佛教中的许多经典,如教界广为流传的《金刚经》、《维摩经》、《法华经》,即使单是从文学角度来看,也足以是传世力作。 佛教典籍的体裁也非常丰富,既有诗歌式、散文式的,也有小说式、戏剧式的。即使不从信仰层面来接受,也可作为文化传承来学习,因而在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中非常普及。早在东晋时期,即有十八高贤会集庐山,于高僧慧远法师门下同结莲社,***修净业。及至唐宋,文人好佛之风更盛。著名的王勃、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文学作品代表着作者对世界的观察、心得及生活积累,同时也是作者思想境界的反映,精神信仰的折射。因此,古代的很多文学作品都蕴涵着佛理,流动着禅意。如果我们不了解佛教,就很难透彻这些作品的底蕴。此外,还有部分作品直接取材于佛教或相关内容,如《西游记》便是以唐僧(玄奘三藏)西去印度取经的经历为题材。学过历史的同学应该知道,玄奘大师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之一,对汉传佛教贡献卓著。《西游记》取材于这段历史,创作中自然渗透了许多佛教思想。遗憾的是,经过部分影视作品的演绎,唐僧反而成了孙悟空、猪八戒的拙劣陪衬,未能再现历史真实。而《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笔记小说,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至于名著《红楼梦》中,则为读者展现了许多极富禅意的诗作。如果对佛教一无所知的话,势必无法正确解读这些作品。佛教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的。佛教的传入和佛教造像的盛行,极大促进了中国雕塑、建筑、绘画艺术的发展。 中国的绘画、书法作品,同样离不开佛教题材。山水画中,有古寺梵刹、阿兰若处;人物画中,则有诸佛菩萨、金刚罗汉、高僧大德。而各个朝代抄写的经书,则在弘扬佛法的同时,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古代书法作品。其中,书法大家的抄经名作便不胜枚举,如王羲之书《遗教经》、张旭书《心经》、柳公权书《金刚经》、苏轼书《圆觉经》、赵孟頫书《妙法莲华经》、林则徐书《阿弥陀经》、欧阳渐书《心经》、弘一大师书《华严经》等等。此外,敦煌还保存有大量唐人写经,既是珍贵的佛教典籍,也是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宝库。 除了对艺术领域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也走入了寻常百姓家。极盛之时,普及至“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于是乎,佛菩萨圣诞等宗教节日也逐渐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民俗节日。
道教发端、生长于中国社会之中,必然要吸收由这个社会产生的精神养分,其中当然包括文学艺术。同时,道教作为一种特殊的信仰形态一旦被社会所接受,并享有较高地位时,反过来也会影响文学艺术。
道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大致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首先,道教保留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本身也创造了许多神仙故事,这些都为中国文学中的神话部分增添了色彩。道教中关于玉皇大帝、东龙公、西王母、盘古真人等等传说都是承袭古代神话而来的,并将这些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文学较为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另外,道教本身所创造的神仙故事,如关于八仙的传说,以及有关泰山、华山、龙虎山、武当山等的神话故事,也盛传于民间,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有的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神话时,就将“道家神话”作为中国古代神话的四大组成部分之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台湾的一些学者也说:“道教传说流播于世,其丰富的想象,幻异的情节,均能在不同时代说话者口中制造出不同趣味。人类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诸如婚姻、痛苦以及死亡,都可在娓娓叙述中获得暂时的解脱。尤其通过舞台,一些度脱成仙,仙道解困,以及神仙游戏人间,随心所欲的能力,更为长期生活在困顿中的百姓,在哄堂嬉笑声中涤荡心灵。这种文学艺术的满足,绝不限于文士的寄托幽隐而已,更是广大民众的生活乐趣,而为中国文学中突出的成就之一。”
其次,道教中关于神仙的描写,导游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一点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尤甚。道教从道家那里继承了极为丰富的浪漫精神,并加以发展,所描绘的无论是人物还是景物,虚实相交,色彩斑斓,引人入胜。这种诡异神奇的浪漫情调,深深地浸润到中国文学的各个领域,使之成为中国古文学的一大特色。
再次,道教独具特色的诗词,也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学。道教描述神仙轻举飞升或与仙同游的“游仙诗”,描写神仙生活的“神仙诗”,以及一些阐发修道理论的诗文,都给中国诗词宝库增添了新的特殊的内容。我国古代著名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等人都深受道教影响,在他们的诗作中散发出浓厚的道味,且有不少佳作。另外,好些词牌就得名于道教神仙故事,诸如《瑶池宴》、《霓裳羽衣曲》、《渔歌子》等等。道教对中国诗词的发展的确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道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小说创作方面也是很大的。其他不说,单就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描写神魔相斗的长篇章回小说来讲,就可见道教的影响。鲁迅先生把这一类小说称为“神魔小说”,如《封神演义》、《三遂平妖传》、《韩湘子全传》、《吕仙飞剑记》、《七真传》等,都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旨的。另外,以历史演义为题的作品,也都带有浓重的道教色彩,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
道教与中国传统民俗 中国有句俗语:“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是说民俗极为繁杂而广泛。其内容涉及到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娱乐节庆等各个方面。一般地说,道教主要与民间信仰习俗关系密切,通过与信仰习俗的联系,进而影响到岁时习俗、娱乐习俗等。
首先,道教所尊崇的神灵是虚幻的产物,然而却与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紧密相连。好些赫赫有名的道教俗神,如雷公、风伯、关帝、文昌、门神、灶神、城隍、土地、妈祖、瘟神、蚕神、药王、财神等等,原本是流传于民间的,后被道教逐渐吸收成为道教神祗,并贯以各种名号。这既是道教不断扩大影响的一种方式,也是它吸引群众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就是说,道教把民间俗神集中到自己的信仰中来,成为道教神仙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反过来,道教又利用自己的优势使这些经过道教化的神灵有返回到民间,更深更广地影响着民间的神灵祭祀活动。像城隍、土地、灶神,一般的民众对他们都是无比敬畏的,对这些神灵的崇拜祈祷,实际上也就成了一种民俗。道教特有的一些神灵如八仙,财神,福,禄,寿三星,也得到民间的普遍祭祀。
其次,道教的法术也深入到了民间,常常与民间的巫术结合而对民众生活发挥着重大作用。道教法术有相当部分渊源于民间巫术,经过道教的改造发展,使之更加系统化。道教法术内容也是很多的,如祈雨、疗病、延生、送死、超度、祈梦、求签等道术都与民间巫术结合在一起,使得道教借助民俗而普及,这一点是民间习俗与道教相连系的重要环节。
此外,民间的各种按固定时间进行的民俗活动,道教也深入到了其间。如春节这个中国民间最盛大的节日,道教的影子就随处可见,有的风俗沿袭至今。如“敬灶神”,“打夜胡”,“贴门神”,“桃符”及“钟馗画像”等,都是涉及道教的。道教神仙诞辰的庆典活动,在民间也极有影响。如吕洞宾、太上老君等诞辰日,民众多要到道观烧香礼拜。而且道教的这些庆典和节日,也掺杂了许多民间娱乐方式,变得非常世俗化。这时,有关的宫观就成了民间娱乐中心,大家所熟知的“庙会”就是此种情形的表现。这也是道教与民俗相关联的重要方面。
道教与中国古代科技 道教的信仰是“长生成仙”,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道教徒们不懈地探索、寻求达此目的的各种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客观上亦促进了我国古代科技水平的发展和进步。
古代医学——早期的道教(五斗米教和太平教)即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亦从阴阳五行说和经络学的角度,描述了人的生理状况,认为人的疾病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寒热有关,提出用针灸调安人体360脉,以草木和禽兽等动植物为人治病。有的经典则以固精、炼气、养神作为强健人体的方法。
最值得注意的是晋代葛洪、南北朝齐梁间道士陶景弘以及唐代道士孙思邈,他们对促进祖国医学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东晋葛洪著有《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在《金匮药方》中有关于结核病、天花等多种传染病的记载,并指出肺结核(“尸瘵”)是会传染人的,可导致全家覆亡。《肘后备急方》辑有简便药方百余种,可谓我国第一部急救手册。齐梁间人陶弘景,精通医药学,撰有《本草集注》、《药总诀》、《效验方》、《肘后百一方》。其中《本草集注》是将当时所用730种药“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主诏时用土地所出”而成的,对药物名称、来源、产地、性状、鉴别、功用、炮制等均有说明,是唐《本草》的蓝本,为古代药物学的重要著作。另外,陶弘景还首创按药物性质进行分类的药物学分类方法。被人尊称为“药王”的唐代著名道士孙思邈,著有三十余种医学著作,现存有《备急千金要方》、《摄养论》、《太清丹经要诀》、《枕中方》等。孙思邈在医学上重视饮食方法,强调医德,对妇婴疾病极为重视,《千金要方》中列有《妇人方》三卷和《少小婴孺方》。
除上面提到的三位道教师徒医师的医学成就外,道教的一些养生方术,如行气、导引、调息、按摩等,都被纳入了中医领域;道教的外丹术则被纳入了制药领域,成为制药方法;道教的内丹术也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和医疗手段。
冶金术——中国炼丹术发端最早,源远流长,西传印度、阿拉伯、拜占庭,再传欧洲,在文艺复兴后转化为科学化学。炼丹术是道教所专擅的方术之一,在实践中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至今仍为科学界所瞩目。道教有关炼丹的经书,主要保存于《道藏》,其代表作有:东汉张陵撰《九鼎丹法》、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皆论述炼丹(外丹)之事。书中描述了汞有发挥性并能与硫化合,第一次记载了用两种元素合成化合物,并记述有炼铅丹中物质起化学变化时分配比例的概念。晋代葛洪(252—334年)著《抱朴子?内篇》,其中《金丹》、《至理》、《仙药》、《黄白》言炼丹事,记述了一般无机物的化学变化及制作黄金和白银的各种方法。化学史研究者认为,8世纪阿拉伯炼丹家盖伯就从葛洪著作中深受启发。道教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先驱。南朝梁陶弘景(456—536年)著《古今刀剑录》,记述灌钢冶炼的方法,是早期炼钢术的突出成就。他还发现根据火焰颜色不同可辨别物质的不同,开后代分析化学之先河。
天文历算——道教有“道法自然”、“修丹与天地造化通途”、“天人感应”等教义。修炼者要知天文、晓地理、达阴阳、穷卦象。故道教与天文、气象、四时岁差的变化也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客观上对我国古天文学、气象学及历算学曾发生重大影响。道教与历法学亦有密切关系,北魏寇谦之精于术算,梁陶弘景撰《帝王年历》5卷,颇有创见;唐代傅仁均善历算之术,撰《戊寅元历》,创定朔法,是我国官历用定朔的开始。
道教文化对我国社会的哲学思想、传统道德、环境保护、建筑绘画的的发展,也都有着一定的影响,有着在客观上呈现的成就。
总之,道教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中的组成部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广播于哲学、宗教、政治、艺术等方方面面。正因为其影响巨大,鲁迅才会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许地山也认为:“支配中国一般人的理想与生活的,乃是道教之思想、道家文化……”道教对古代中国上至朝廷王府,下至市井家庭的影响,可说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这种影响在当今社会也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