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文化的《周易》流传

《汉书·艺文志》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认为《易》经历了伏羲、文王、孔子三位圣人的相继推演、加工和阐述，其发展历经上古、中古、下古三个阶段。孟康曰：“《易·系辞》曰：‘《易》之兴其于中古乎？’然则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我们认为，八卦早已先于《易经》而存在，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文本化的《易经》在占筮的形式、内容、功能上较前代大有进步，并蕴含了某些条理性、系统性、规律性的东西，显示出理性思维和逻辑推衍的因素。春秋时期，诸子蜂起，理性文化逐渐与卜筮文化分离，易学也开始摆脱卜筮的外衣，朝向哲理化、抽象化发展，《易经》开始被赋予各种思想内涵和价值意义。孔子学派作为诸子一支，在《易经》性质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最大限度地发掘岀了其中的伦理政治内涵。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出现了多家治《易》的局面，但其授受源流难以究考。《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仅对孔子之后《易》的传授作了记录，其先后次序分别为：孔子－（商）瞿－楚人馯臂子弘－江东人矫子庸疵－燕人周子家竖－淳于人光子乘羽－齐人田子庄何。《汉书·儒林传》与此略有不同。《史记》、《汉书》所记可能未尽属实，但至少能够说明《易》在儒家是传授相继的。秦代焚书，《易》以卜筮之书而幸免于难。汉代去古未远，象数易学盛行，且迈向正统官学之路，故传授纷繁，流派多歧，大致分为今古文两派，其授受源流如下表：（据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进入东汉，费氏易学兴起，马融继承并发展了费氏治学传统，对古文《周易》文本做了必要的校订，并开启了以传解经的注《易》方式。郑玄学于马融门下，继承了费氏易学，为《易》作注，并能今古文兼治，象数、义理并行。魏代王肃、王弼为《易》作注亦用费氏，费氏由此大兴，梁丘、施氏、高氏《易》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易》有书无师。梁、陈二朝，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官学，齐代唯传郑玄《易注》。至隋，郑学浸微，王注大盛。唐代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将王注与晋韩康伯注合为完整的《周易注》，并对经、传及注文详加疏解，成《周易正义》。《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王注“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王注流行后世，并被纳入《十三经注疏》而成为经注的标准读本。李鼎祚不满王注引老、庄入《易》，遂作《周易集解》，以存汉注，被清代《易》汉学家奉为圭臬。

至北宋，易学的研究和传播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象数派和义理派均有较大发展和变化。陈抟为宋代象数派的重要倡导者，他提出许多图式，以图解《易》，后经种放、刘牧、李之才、周敦颐等学者的传承和发挥，最终形成易学史上的图书之学。胡瑗则是宋代义理派的重要开创者，程颐传胡氏之学，著《伊川易传》，创立理学派的易学体系。而与此同时的张载则秉持气论学说，著《横渠易说》、《正蒙》，创立了气学派的易学体系。南宋，义理象数相互杂陈，各家之学并肩流传。理学大师朱熹融会各家之长，著《周易本义》，成为宋代易学的集大成之作。元明两代的易学基本是对宋代易学的传承和沿袭。在义理方面，先后出现了一批注解和阐发《周易本义》的著作，并逐渐将其推上官方学术的宝座。由于朱熹易学并不排斥象数之学，所以元明时期的图书之学和先天之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方以智父子将象数之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整个明代的易学基本上就是对程朱易学的注释，发明新意，见解独到者并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是来知德，他撰《周易集注》一书，创立“卦错”“卦综”诸说，颇有可取之处，在易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站在气学派的立场上，广泛吸收宋明易学的成果，对古代义理学作了一次大总结，成为以往义理易学的集大成者。

明朝的灭亡和满清入主中原，对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学者文人一时崇实弃虚，薄今爱古，学术风气幡然一变。以考证训诂为特色的汉易逐渐受到重视，但宋易因继续得到官方的支持而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于是出现了汉易和宋易相互攻击诘难的现象。由于统治者采取了“兼收并采，不病异同”的方针，清初易学界出现了汉易、宋易***同繁荣的局面。顺治、康熙之后，汉易逐渐占据上风。到乾嘉时期，复兴汉易成为易学界的学术趣向，代表人物是惠栋、张惠言。惠栋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周易古义》等书，发挥易汉学，唯汉易是从。张惠言著《周易虞氏易》、《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事》、《虞氏易言》等，全面回复虞翻易学。焦循则是不同与惠栋、张惠言的另一汉易代表人物，他著《易学三书》，一改惠栋、张惠言的唯汉是从的学风，依汉人解易的精神，独辟蹊径，建立自己的易学体系。清儒对汉易的整理和恢复实功不可没。受汉易兴盛的影响，清代易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易类》带有明显的扬汉抑宋的学术偏见，但其对前人易著的评论还是非常深刻、比较允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