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妹妹杨敏如写嫂嫂的文章

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

杨敏如

双婚宴

记不起是1938年还是1939年，我正在北平燕京大学读书，一天接到哥哥杨宪益自英国寄来的一封厚鼓鼓的信。拆开一看，原来是哥哥通报他有了女朋友，而且是外国人。他写信来是希望我能为他在母亲面前通通气，做做解释工作。在信里，他夸奖他的女友如何朴素、文静、有教养，说“她的爸爸J．B．Tayler是燕京大学教授，现在四川成都和梅贻宝先生等搞工合组织。她生于北京海淀，长于基督教家庭，一定跟你合得来。”我暗笑，我的邋遢马虎的傻哥哥，第一次为一个女孩子动了真感情。

我先试探着把信转给在天津的母亲。谁知母亲回信口气严峻，命我立刻回家。果然，回到家里，母亲已泪眼婆娑地躺在床上了。原来母亲不愿意中西通婚，同时又认错了相片中的人。经我百般解释，母亲这才转悲为喜。

生活并不平静，山河易色，华北沦亡，我的妹妹已在一年前赴昆明上了西南联大，哥哥也从英国来信宣称决不回沦陷了的家乡。我的相交十年的男友罗沛霖也从延安到了重庆。我在北平再也呆不下去了。1940年，我和母亲来到重庆。一两个月后，阔别六年的宪益，带着22岁的乃迭寻到这里来了。沛霖是哥哥的老朋友，我们的交往一直得到哥哥的支持。我们四个热血青年聚在了一起，这里没有自来水和卫生间，没有电灯和电话，没有钢琴和电影，但是对理想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新生活的憧憬压倒了一切困难，我们那时满怀着信心和勇气。

1941年2月16日，我们四人在重庆城内汇利饭店举行了双婚宴会。为了尊重家长的意愿，仪式未能免俗。哥哥的潇洒，沛霖的僵硬，在整个婚礼过程中时时有所表露。乃迭反而没有平时好看，因为前一晚，哥哥自己动手给她剪了头发，这是哥哥平生第一次为一个姑娘剪头，手艺实在不高明，头发剪得像狗啃的一样。哥哥同乃迭很有本事，他们殷勤敬酒，谈笑风生，把客人们招待得很开心，场面弄得很热闹。连我也无法装模作样了，痛快爽朗的性格在不经意中完全表现出来。中大教授柳无忌先生的夫人和我同在南中教英文，我们结婚后的一天，她问我：“你哥哥的一对性格相同，你们的一对性格相反，你们两对怎么都很幸福呢？”我说：“我们是互补与争胜，他们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

纯粹的人

宪益同乃迭回国时，原本向往同赴革命圣地延安。南方局徐冰同志说，不必去延安了，在后方一样做革命工作。母亲的眼泪使他们在重庆留了下来，他们答应罗家伦在中大教书。在柏溪中大分校，他们的学识与真诚吸引了不少中大学生。学校当局却惊惶了，到了暑假，就借故把他们解聘了。哥哥嫂嫂从此辗转于贵阳、成都、重庆沙坪坝与北碚间，过着漂泊、贫困、辛苦的生活。三年后，他们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哥哥花钱没有计划，乃迭又不大会做家务，但他们永远保持着积极与乐观的精神。乃迭从不叫苦，也不抱怨。她把自己的生活命运完完全全与哥哥，和哥哥所属的中国融在了一起。

新中国诞生了，从不侈谈革命的乃迭以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翻译界，全身心投入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神圣事业中。体贴入微的周总理曾对她说：“我们一向把你当成中国人，就不必申请加入中国籍了，这样人的生活会宽裕些。”宪益和乃迭志趣相投，勤奋一致，合作方法也很独特，朋友们往往传为佳话。宪益的翻译计划一个接一个，多得惊人，也快得惊人。当年周扬同志曾在会上说，你们哪一位能和杨宪益夫妇比出书多少，怕都不行吧。大跃进时代，他们不喊苦战多少昼夜的口号，但在打字机前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是真正的“大跃进”。两个人都觉得尽责任，做工作，就是快乐。一次我问乃迭：“除了工资，你另外有稿费吗？”她说：“我在办公室的时间做翻译，已经拿了工资，为什么还要拿稿费呢？”乃迭的直言是出了名的。有一次，我向她谈起想调在外地的儿子回京，又苦于没有后门。她问我：“你不是申请入党了吗？那怎么可以走后门呢？”弄得我哑口无言，十分不好意思。

金子的心

“文革”期间，哥哥惟一的儿子正值大学毕业分配，学校有意把他留在北京照顾妈妈。嫂嫂严正地表了态：“我儿子是中国人，不能因照顾我留在北京。”可怜这个聪明绝顶，真诚善良又十分爱国的孩子，在湖北鄂城遭到严厉的莫须有的诬陷和审查，最后落得神经崩溃而在异乡自焚。噩耗传来，我急奔哥哥家，乃迭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不要告诉妈妈吧。”

失子之痛远远超过了她经历的四年牢狱生活的折磨。1968年，她因江青不指名的命令而以“特务”的罪名被关起来，但她没有失去希望。他们叫她“揭发”宪益的罪行，她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没有罪行，我非常爱他，怎么能揭发他？”她亲口对我说了这些，并对我被迫在“牛棚”中“揭发”罗沛霖表示反感和不理解。

1988年3月，画家郁风面对历经磨难仍微笑面对生活的乃迭，为她画了一幅水彩画头像，并在暗色背景上用金色写了两行字：“金头发变银女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她曾经对我讲：“现在有人叫我写一本书，写我的儿子，写我在牢狱里的经历，说这种书一定会畅销，可以拿一笔钱。我怎么能这样做呢？相反，‘文革’以后，我不愿意到英国，是因为过去我一直宣传中国的好事情，现在我只好不出面讲话了。”她接着说：“奇怪的是叫我写书的人是中国人。”我听了这话，不禁为这一位中国人脸红。

过多的磨难终于击垮了她的身体，先是眼睛坏了，不能看书看报。再是骨质疏松，再是老年忧郁症，最后发展成痴呆症。十年光景，最爱她的宪益无可奈何地看着她一天天衰弱下去。哥哥固执地仍把她看作当年的乃迭，常坐在她身边为她讲些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她忽然眼睛发亮，吐出一点声音，努力地嗫嚅着，最后还是放弃了，只是笑了笑。这笑容真令人心酸欲泪，这笑容让我想起六十年前照片上那张年轻美丽的面孔。

乃迭，我的畏友，我的可敬可爱的嫂嫂，你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谢谢”，甚至“文革”中关在监狱，每餐接过窝头菜汤，你也从不忘说“谢谢”。现在，我要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