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神春联八卦

除夕贴对联是春节最经典的习俗，其背后具有深厚的文化蕴涵与历史渊源。贴对联的起源与桃符、门神等事物密切相关，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联也逐渐与文人才子挂钩，成为文人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途径，他们把酒言欢、吟诗作对，将对联文化发展到极致。

据学者考证，目前最早的对联应该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时出现。五代十国为分裂割据的时代，战争频发，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在鬼神崇拜盛行的当时，人们便在具有辟邪功能的桃符上，刻写比较吉祥的句子并悬挂在门上，俗称“悬桃符”。

据《宋史》记载，当时后蜀的末代皇帝孟昶曾写下过“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句，并将其摆放在门的两侧。此事似乎只是孟昶皇帝生涯当中的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却因后来的后蜀亡国一事而牵涉出另一个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孟昶写下的话不是“嘉节号长春”吗，巧的是，后来孟昶带领后蜀国投降北宋之时，正逢赵匡胤的诞辰，而其诞辰在当时被人们称为“长春节”。更巧合的是，前来接收后蜀国领地的北宋大臣，正好名为“吕余庆”。就这样，“长春节”与“吕余庆”正好对应着孟昶所写的两句话，而这句话也被后人称为后蜀国的亡国之兆。

《国家宝藏》中的后蜀皇帝孟昶

对联也的确起源于五代十国时期，不过，此时的春联只是一些刻写在桃符上的吉祥话，虽然工整，但还不怎么讲究寓意与平仄韵律，可以说是对联的初级形态。

刻有门神名字的桃符

到了宋代，由于社会文明的进步，桃符与春节的驱傩仪式一样，其本身带有的祛除妖鬼的神秘色彩逐渐减弱，相反，其带有的新春祈福的特点逐渐成为其主要特征。

随后，人们便把这种带有新春祝福与祈福色彩的桃符叫作“春贴”，直到明朝时期人们才将其正式命名为 “春联”。

在宋代，尽管在桃符上写吉祥话的做法还没有普及，但这种行为却逐渐受到了文人雅客的喜爱，文人将其视作彼此之间交流与比赛的途径之一，通过对对联，既能够陶冶情操、增添文采，还能够一较高下。

宋徽宗《文会图》局部

宋代有不少文人曾在著作中留下了关于桃符或春贴的记载。南宋著名文学家周密曾在《癸辛杂识》中写过一个故事，说某县的教谕因在桃符上写了一副对子——“宜人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而被人举报说他话里有话，结果便因言获罪。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也曾在其《元日》一诗中写道：“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的新桃与旧符，就是指对联。

此外著名理学大家朱熹与政治家范仲淹更是十分喜爱撰写这种对仗工整的语句，并经常以此为礼物送于别人。在众多理学、文学大家的推崇之下，在除夕夜写对联也成为文人消遣与怡情的重要手段。

王安石纪念馆雕像

其实在明代之前，对联还仅仅局限在文人士大夫群体当中，是他们把酒言欢的佐料，贴对联真正得以普及到民间，是从明朝开始的。

陈云瞻曾在其文中写道：“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勿传旨，公卿士庶家，门口须加春联一副，帝微行出观。”意思是说，除夕前，明太祖朱元璋曾命令南京的达官贵人在家门口张贴对联，朱元璋要在微服私访时看看他们门前的对联是否有趣。

胡军饰演的朱元璋

此时的对联出现了两个新的特点：

其一，对联不再刻写到桃符上而写在红纸上，用红纸书写不但成本低，而且寓意十分喜庆，这一习惯也延续至今。

其二，对联在创作水平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其创作日渐与桃符相分离，在吸收唐诗、宋词、元曲等诸多艺术创作手法的基础上，字数不断增加，形式也不再拘泥于五言或者七言，题材也由文人之间的典故文化扩展到民众的生活百态。

写在红纸上的春联

到了清代，春联发展到繁荣乃至全盛时期。南怀瑾曾经说过，中国文化在文学方面有一个境界上的演化过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到了清代则是对联。

清朝时期的对联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是用处极为广泛。清人周世德曾说：“今夫对联之相需也，亦甚广矣。自门庭楼阁、厅堂书室、园亭台榭、寿诞婚嫁、文武科第，以及市井僧道寺观、翠馆优场，春夏秋冬，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无处不用。”

意思是说，对联在空间上从高雅的门厅楼阁、书房花园，到市井社会中的道观寺庙，乃至娱乐场所，都有存在，从时间上来说则贯穿了一年当中的春夏秋冬。

其二是对联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八股文主题、构思、文气、用笔等方面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人们在写对联时开始模仿八股文，要为对联写一段序言以对其做一个简要介绍。到清代中晚期，则出现了大量挽联性质的对联，此外桐城学派的复兴也使得对联更加的散文化，更富有文学色彩。

大明湖里的一副

对联自唐末五代产生之后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内容不断成熟，形式更加多样，在时空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如今的对联内容多以祝福语句为主，虽然其文学性不再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但其所承载的祝福与希望却是古往今来人们所***同期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