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游的人物经历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之初，周游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出版部新闻处处长。随后，北平市人民政府成立，周游任当时及此后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第一任处长。

周游在解放前曾在北平和平谈判中担任过战地记者，并且是八路军《子弟兵报》的编辑，后来在聂荣臻司令员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任军事报道股股长，写过著名的战地通讯《冀中宋庄之战》。周游肄业于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他的这篇佳作《冀中宋庄之战》在《子弟兵报》刊载后，反响很大，其新闻才华逐渐展现。后周游被任命为军代表，1942年2月负责接管国民党二战区在北平办的报纸《道报》。接管工作结束后，周游又赶往《世界日报》负责接管工作。《世界日报》是当时北平仅次于国民党机关报《华北日报》，规模与影响较大的报纸，也是北平报纸中最后接管的一家。由于接管工作较其他报纸复杂，既有财产的清点、接收，还有原报社与职工劳资双方未了事宜的处理，所以领导才选派周游这样既是学新闻的，又在解放区长期从事过新闻工作的、有经验的新闻干部。那时，周游总戴着顶单军帽，身上穿的衣服很单薄，外边整日都裹着件旧棉军大衣，脖子上挂着一副钉着长带子的棉手套。让人一点儿都看不出他是一个“洋学生”。初次见到他时，有人以为他有50岁左右，实际上他的年龄当时还不满35岁。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新闻出版总署尚未组建，已解放的城市也无新闻处的建制可借鉴，北平是座文化古都，人民政府的牌子挂出后，许多应由政府解决的新闻出版管理问题又纷纷找上门来，而这些问题政策性、敏感性又很强，稍有不当，便会对尚未解放的地区乃至国外造成不好的影响。而那时，新闻处虽然是市政府办公厅的直属机构，但许多事情都要由周游亲自跑香山，去向胡乔木等同志直接汇报、请示，所以那时的周游夜里一两点钟才返回宿舍是家常便饭。和周游同住一院的刘向勃同志常被他叫门的铃声惊醒。

周游做领导工作，从来都不给大家划框框，而是注重实际，及时将中央和市领导的指示及形势发展的背景材料传达给大家，让每个同志根据形势的需要自己去发挥，从而创造性地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新闻处建立起来不久，新闻报道、新闻和出版管理各项工作便迅速铺开并取得显著成绩的原因。

在报纸接管工作结束后，周游又根据上级指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停止了国民党在北平的军友广播电台、民生广播电台、中国广播电台的播音，一天之内全部接管，使自北平发出的电报，于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的前夜，全部控制在人民的手中。

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周游和全体有关同志从无到有，摸索出一套政府机关新闻发布机构，以及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路数，为建国后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提供了实践经验。早在人民解放军进城伊始，鉴于这座城市过去报社林立的特点，北平市军管会就颁布了《报纸杂志登记办法》。这是我党进入大城市后，人民政权颁布的第一个有关报刊登记的成文法令。由于这是以“北平军管会”名义颁布的，自然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处就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报刊登记的“执法”机关。

建立“新闻秘书”制度

新闻处在实施行政管理的同时，还十分注意让干部走出办公室去宣传、教育、发动自己的工作对象，开展工作。在查没坏书的同时，新闻处还引导琉璃厂、打磨厂的小书商投资合作出版新书、好书。为此，新闻处组建了公私合营的新大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由周游担任董事长，聘请王子野、王春、章容、苗培时、邹雅等同志担任编委，组织北京新国画研究会的一些画家，从事新连环画的创作。

周游领导的新闻处，当时设有新闻发布科，承担着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宣传报道任务。在市属各局都建立了“新闻秘书”制度，由新闻秘书负责各部门新闻线索的提供、报纸记者采访的接待、本部门新闻通讯稿的撰写等。同时，新闻处指定专人负责与各部门联系。这套机关新闻发布、报道的制度和办法，在全国政府部门中，北京是推行最早的。新闻处每天将市属各单位汇集来的新闻报道编印成《市府新闻稿》，发至京津两地的报社。各报采用时一般均标出“市府新闻处讯”字样。新闻稿是由陆元炽同志定稿的，重要稿件需送周游同志审定。当时京津两地报纸的版面上每天都有标出上述字样的几条新闻见报。有一天晚间，新闻处收到一个中***中央送来的急件，是北京市十二区各界代表会全体代表为龙须沟竣工给毛主席发去的感谢信，稿首有段批示：“乔木：送市府新闻处发表。”后面署名“毛泽东”。收到这个批示，全处同志深受鼓舞，许多天都沉浸在兴奋之中。因为从批示中可以获悉毛主席曾读过新闻处的新闻稿，“市府新闻处”在他头脑中是留有印象的。

周游领导的新闻处除了自己撰稿报道北京市的工作，还花费较多的力量，为本市和外埠各报记者的采访提供服务，动员各报社记者写“本报讯”报道北京市的工作。新闻处办公室几乎每天都有大批记者光临，彭子岗、高汾、冯种、陆超棋、王纪刚、陈寿儒、潘静远、王鸿、丁汇川、方明等当时活跃在新闻采访战线的同志，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客。在他们的眼里，新闻处犹如他们的“记者之家”。平时接待各报社记者的是陆元炽同志，周游同志在时，大家谈话的兴致更高。正是由于和各报记者的亲密无间、推心置腹，因而北京解放之初的许多大事，特别是大面积的市政工程建设铺开后，能够调动各报的力量，以文字、摄影、新闻纪录片等多种形式，从多角度、多方位来进行宣传。尽管当时北京的财力、物力、施工技术、机械设备和工程规模远远无法与现在比，但群众通过报道对人民政府“为劳动人民、为生产建设、为首都服务”的市政建设方针体会却是十分深刻的。

愿去政协做工作人员

北平市人民政府新闻处的办公室那时设在中南海西花厅前左边第二进四合院面南的五间大厅里，宿舍则被安排在中南海“游泳池”迤北临近北门的一组建筑里。和北池子比，居住的地方宽敞了许多。人也不再是睡在地上，而是每个人都有了一副床板，大家都很知足。平时大家都不走出西花厅和中南海这两个大院子的，周游作为处长，和大家住在一起。那时，晚饭后回到宿舍，没有电视可供消遣，唯一的活动就是聊天。周游毫无领导架子，每晚都是不请自来，很随便地在宿舍的几个房间里串上一遍，与同志们十分融洽。

1949年9月，各民主党派的代表齐聚北平召开“新政协”，筹组中央人民政府，周游同志当时已被任命为“北平市人民政府新闻处处长”，有了“局级”的官衔，但他为了使大家了解即将发生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便自告奋勇地到政协大会上去服务，做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他每晚从怀仁堂回到宿舍，总要将大会的要闻及时地传达给新闻处的同志们，与大家***同分享。大会上***同纲领的讨论，国旗、国歌的确定，以及定都北京，种种大事，新闻处的同志都要比一般单位早知道些。有次回来，周游说：“今天看到了傅作义将军，他带了一位全副戎装的将军，走到毛主席的面前，身板笔直，靴子跟一碰，立正向毛主席敬了个举手礼，会场上许多人为之一惊，原来这位被引见的将军就是不久前在绥远起义的董其武将军。”这个小小花絮使大家深深体会到了傅、董两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对中国***产党和毛主席的心悦诚服和尊敬。那些日子，大家不论等多晚，都要听罢他精彩的“当日见闻”才肯入睡。

聂荣臻同志担任北京市市长时，有时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有关北京市政府的工作报告，交由周游同志起草。他接受任务后要下边的同志帮他搜集材料，而他却不慌不忙，晚间照样听他的收音机，玩他的扑克牌，不到临交卷的头天晚上他从不动笔，但到了第二天凌晨，他准按时完成任务。但这却苦了为他打字的同志，每次都是十分紧张。

周游和同志们相处时十分坦诚大度，能将领导对他的批评，毫不隐讳地讲给大家听。北京市委决定筹组《北京日报》时，有天晚上他回到宿舍，立即将这一决定告诉了大家。周游说，彭真同志今天把他找去，开头一句就是：“周游同志，你的名字若能改成‘周定’就好了。这次委托你来筹备办报的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周游对大家讲，没想到彭真同志对下边的干部摸得这么透。显然，周游是同意领导对他的告诫的。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需要通过报纸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推动各项政策的落实。而《北平解放报》停刊后，中***北京市委还没有自己的机关报，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1950年初，市委决定创办一张市委机关报，并向党中央作了报告。考虑到当时北京市有一张民办的《新民报》是日报，为避免重复，开始市委机关决定定名为《北京晚报》。经党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于1951年3月正式建立《北京晚报》筹备处，指定市政府新闻处处长周游、市委政策研究室秘书长罗林、《新民报》地下党员张其华为筹办处负责人，并委托廖沫沙负责指导党报筹备工作。

筹备工作的第一步是调集干部，建立机构，《北京晚报》筹备处的干部基本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市委政策研究室、市政府新闻处。这些地方来的人员是筹备处工作人员的骨干，但人数很少，大部分人员是市委组织部从北京各大学和一些高中抽调的肄业学生，还有少数是从本市各单位调来的。这样筹备处的编采人员***有50多人。《北京晚报》筹备时期培养新闻队伍，主要是培养作为党报编辑、记者应具备的政治素质和新闻业务能力，因此对学习抓得很紧，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时事政策，主要是北京的情况和政策，这方面学习多由周游亲自抓，他非常重视，报社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提高很快。

1952年3月，北京市委决定，由原来计划办的《北京晚报》改为《北京日报》。这一决定和北京市政府此时收购了《新民报》私股财产有直接关系。改为公私合营后，《新民报》经理邓季惺要求把《新民报》上交国家。后经北京市委决定，3月27日北京市政府收购了北京《新民报》私股，由《北京晚报》筹备处接办。《新民报》大部分工作人员和财产设备并入《北京晚报》筹备处。于是，《北京晚报》筹备处一边接办《新民报》，一边筹办出版《北京日报》。

1952年5月3日，原《北京晚报》筹备处的全体人员，从苏州胡同125号迁入西长安街72号《新民报》社。自此以后，报社内部领导、机构、人员作了相应调整，报社由周游、罗林负责。5月22日，《北京日报》开始试版，试版版样为四开八版。

1952年4月14日，周游作为《北京日报》筹备处负责人为报纸创刊问题写信给彭真，当时彭真正在外地。周游在信中说，《北京日报》正式创刊的日期，希望定在彭真回京后。并说原来预定5月1日创刊，为时过促。编辑部的同志听说5月1日创刊的消息，曾说“我们是长期准备，仓促应战”。信中还希望彭真能转请毛泽东主席为《北京日报》题写报头。4月15日，彭真在周游的来信上批示了《北京日报》出版问题。批示是写给周游、邓拓、廖沫沙的。批示说：“报头可以请主席题写，报纸出版不要等我。至于‘应战’，办报纸总是要天天应的。要争取在仓促应战中又是有准备有把握的。这就要求报社的同志好好注意思想、政治、政策，好好掌握情况，经常抓住当前的中心任务和中心思想，我希望报社同志从这方面加强自己的力量。出版的日期请你们斟酌。”

1952年5月24日，《北京日报》社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请求题写报头。信原文如下：

主席：

《北京日报》准备于6月1日创刊。当彭真同志告诉我们主席已允许给我们题“北京日报”四字的时候，全报社的同志都为之欢欣鼓舞，兴奋极了。我们都下决心要把北京市的党报办好，来报答党对报社的关怀。

现送呈《北京日报》试版版样2份，上面报头的题字是从其他方面把主席的题字拼起来的。我们知道中央有规定，在正式的报刊上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我们的试版并不向外发行，所以临时安上这四个字，来研究我们的版式。报纸创刊在即，我们恳请主席能在百忙当中，抽暇给报纸题写这四个字。如有可能，希望在5月27日以前就便题好，赐寄北京西长安街72号《北京日报》社。

请接受《北京日报》社全体同志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当日，毛泽东主席就为《北京日报》题写了报头。8月底，天津市委当时的宣传部副部长、《天津日报》总编辑范瑾调到北京日报社，与周游一起主持《北京日报》的筹备工作，《北京日报》创刊条件日趋成熟。9月27日到29日，《新民报》刊登了《北京日报》创刊启事和北京《新民报》终刊启事。《新民报》于1952年9月29日终止发刊，《北京日报》于1952年10月1日创刊。范瑾担任了第一任《北京日报》社社长，周游成为第一任《北京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