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博物馆的馆藏精品
清末 翡翠缠枝菊花纹环耳扁盖瓶
此瓶由一块大的翡翠料抛开制成一对，高42.8厘米，口径9.6×5.4厘米。淡翠绿色，间少许淡粉色，色泽均匀柔和，美丽晶莹。盖有桃形钮，盖身及瓶两侧镂雕缠枝菊花纹，颈肩镂空花耳上各套一活环，瓶身光素，抛光匀细，椭圆圈足，足下附座，上阴线刻兽面纹。尤其是对花、叶纹饰采用镂雕技法，雕琢更为精细，颇具阿拉伯地域风格。
翡翠以其深稳凝重、变幻莫测的翠绿色和温润柔美的特性受到举国上下的喜爱，特别是以慈禧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青睐，传说慈禧宁要翡翠饰物而不要金刚石头饰贡品，官员们则投其所好，选上等的翡翠进奉，以求名利，因此翡翠又有“皇家玉”、“玉王”之称。
清 尚均雕寿山石弥勒像
清（1644-1911）
高6.6厘米 底宽9.58厘米
寿山石为中国名石，因产于福建省福州市寿山一带而得名。寿山石“质地脂润，柔而易攻”，早在南朝时期，寿山石便被当作较为珍贵的雕刻用材料。
天津博物馆藏尚均雕寿山石弥勒像，通高6.6厘米，宽9.9厘米，实属传世尚均雕刻名品。弥勒盘坐，面目祥和，体态敦厚，左手伏膝，右手挽串珠，头部刻有细细的头发，服饰上亦有龙凤及勾莲纹。作者最大限度地把握住了人物体态及容颜的特点，衣服上的纹饰则运用较为细腻的线条，刀刀清晰，密而不乱，正所谓“运刀如运笔”。背部阴刻隶书“尚均”款，是弥足珍贵的寿山石雕作品。 清 乾隆款珐琅彩胭脂紫轧花地宝相花纹瓶（一对）
清乾隆（1736—1795） 高25厘米 口径6.7厘米 底径6.5厘米
珐琅彩瓷的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是专为清代宫廷御用而特制的一种精细彩绘瓷器。珐琅彩瓷创烧于康熙晚期，雍正、乾隆时盛行。其特点是瓷质细润，彩料凝重，色泽鲜艳靓丽，画工精致。
三代珐琅彩瓷的发展有各自的时代特点。康熙时候的珐琅彩绘大都仿照铜胎画珐琅时的色彩图案。施色匀净是康熙珐琅彩的最大特点；雍正初年时珐琅彩绘变化不大，构图仍是呆板的对称，但写生画开始多了起来，有了些活力，背景地仍是胭脂红、黄、蓝、白等色；乾隆珐琅彩绘受西洋画影响很大。色彩特点是：杏黄细腻而泛红，蓝色鲜艳，胭脂红色浓而透明。
天津博物馆藏的一对清乾隆款珐琅彩胭脂紫轧花地宝相花纹瓶，非常典型。高25厘米、口径6.7厘米、底径6.5厘米。这对勾连瓶，撇口，长颈，长圆腹，假圈足。颈部蓝色地，朱红色条状图案，作螺旋状绕颈一周。腹部胭脂紫地，锥剔出凤草纹，黄地开光绘三组宝相花纹，色彩光亮油润。瓶里及底均施淡绿釉，釉表呈现折光不强的皱纹，口、肩部描金彩，底中心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红色方款。此瓶富丽堂皇，采用轧道工艺装饰手法，体现了清乾隆崇尚华贵艳丽的审美风尚。
明 万历漳州窑红绿彩罗经文盘
明万历（1573—1620）
高8厘米 口径39厘米 足径18厘米
明代是中国瓷器对外输出的重要时期，明初郑和七次下西洋，将中国的大量青瓷和青花瓷带到许多国家和地区。到了明中期，随着中国民间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瓷器的对外输出也逐渐扩大，除了景德镇的各类瓷器外，华南地区的一些民间瓷窑也生产出一批用于外销的瓷器产品。
天津博物馆收藏了一件明代红绿彩罗经文盘就是当时漳州窑生产的一种外销瓷器。此盘高8厘米、口径39厘米、 足径18厘米，侈口、斜壁、圈足、外底无釉呈朱砂色。口沿一周红彩篱格纹，盘内心正中用红彩画双圈，内环书简式罗经文二十五个字（即干支八卦），中心书写“天下一”三字，寓意着船舶之所在地为天地正中，以此来寄托平安、祈求吉祥的愿望。盘内壁绘五组红彩卷枝花纹，间隔处绘五组绿彩浪花鲤鱼跳跃，构图主体鲜明，色彩明快华丽。 清 无款 万笏朝天图卷
清（1644—1911） 绢本 设色 纵56.3厘米 横1706.7厘米 《万笏朝天图》卷，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乾隆南巡至苏州，官员百姓接驾的场景，可让二百多年后的我们对这一盛事有了更为直观的印象。为了完整展示这幅瑰丽的长卷，天津博物馆在《耀世奇珍》 展厅中特置专柜将17米巨制完全展开，将其全貌第一次完整呈现于广大观众面前。
清无款《万笏朝天图》卷，为磁青绢地金碧山水人物画长卷，卷高56.3厘米，卷长则有17米多。卷首钤有“宣统御览之宝”印玺，为清宫旧藏。“万笏朝天”本是形容苏州天平山笔架峰群石林立，状似群臣朝觐天子时所持的笏板，在这里则是将地方官民迎接圣驾的场面冠以此语，语意双关。画面由苏州城郊开始，以城西天平山为中心展开，连接支硎山、灵岩山一带的名胜古刹。观音院、放鹤亭、听雪阁、高义园、白云泉等著名景观历历在目，描绘准确而细致。画卷色彩富丽，气势恢宏，将苏州城的山川景致、市井风俗和官民盛大的迎接乾隆皇帝御驾的场景栩栩如生的再现于17米的长卷之上。
图画重点描绘灵岩山、天平山一带，地方文武官员身着朝服与耆老、缙绅在空旷处排列跪伏，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则穿黄布或黄绢外褂，手执高香跪接御驾的场景。南巡的主角乾隆皇帝本人的形象在图中并未直接出现，而是以茂密的林木掩映中微露一角的杏黄伞盖代替，有学者研究认为这种绘画方式可能与本图作为南巡补记或前期路线准备的汇报进呈本有关。本图的作者已无从考证，在卷尾的署款我们可见“恩给知府职衔臣范瑶恭进。”范瑶为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后裔，世居苏州，曾任大同知府，正是他组织画士将乾隆南巡苏州的场面描绘出来的。
宋 赵孟坚 水仙图卷
赵孟坚（1199—约1267），字子固，号彝斋居士，浙江海盐人。宋朝宗室。善画梅、竹、兰、石，画法扬无咎。尤善画白描水仙，用笔爽利流畅，风格淡雅。
天津博物馆藏赵孟坚《水仙图》卷为纸本，纵25.6厘米，横675厘米。全卷以白描（中国画的一种绘画形式，是用毛笔墨线勾描轮廓）线勾为主，以细长流利而匀净劲秀的线描勾勒花叶，用淡墨晕染出阴阳向背，同时也反映出作者超然脱俗的清高气节。
《水仙图》卷原无题款，仅在画尾上角钤一朱文方印“彝斋”。包首有乾隆行书题签“赵孟坚白描水仙真迹”。卷首赵孟坚自题书法水平不高，是后人作伪妄加的。拖尾有元代潘纯题诗，但元代张楧、刘笏、张伯淳三人题跋，乃是从《赵子固水仙图并题长卷》移录的。此卷“用笔尖细、流利，坡草尤极飘洒飞舞，从画笔以至纸质、墨气来看，确是宋人真迹无疑。”赵孟坚的传世作品不多，天津博物馆藏《水仙图》卷保存完好，是研究赵孟坚笔墨风格的重要资料。
此卷曾经明代项希宪、杜琼收藏，后入藏清内府。《式古堂书画汇考》、《石渠宝笈》有著录。解放后入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现天津博物馆）。 明 朱砂荷鱼澄泥砚
明（1368—1644） 长24厘米 宽15.4厘米 高2.2厘米
天津博物馆“耀世奇珍”馆藏精品展中陈列有一方“明代荷鱼朱砂澄泥砚”，在烧造工艺和雕琢构思上皆有独到之处。此砚作鱼形砚身，呈朱红色。砚背衬以荷叶，荷叶及鱼周于烧制前均着黑色，是极为稀见的古代文房艺术精品。
砚作鱼形，与“余”谐音，荷鱼相配，寓意连年有余，吉祥富贵。砚背上方隶书：“给谏公赏”；中间另刻楷书小字铭：“离尘垢 伴文人 腹中书满 同上龙门。”落款“宋开蕤”；下方刻有铭文两行：“初颐园大司马赠 宋开莱藏”。
此外，砚台盒盖之上亦刻铭文曰：“澄泥荷鱼研 初颐园家旧物，河间吴棠湖购得收藏”。可知该砚后被清末书画家、收藏家吴浔源先生收藏。1954年，明代荷鱼朱砂澄泥砚由天津著名文物收藏家徐世章先生的亲属捐献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明 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砚
明（1368—1644）
直径18厘米 高10厘米
此砚石质苍黑纯净，石鼓形。直径18厘米，厚10厘米。砚面开月牙形水池及弧形砚堂，水池之上有“内府之宝”方印，印两侧各一篇顾从义摹刻的“石鼓文”。砚底中部纵开长方形凹面，内书“石鼓”、“子子孙孙用之永保”、“东海顾从义摹勒上石”，凹面两侧亦分刻两篇“石鼓文”，凹面之上刻有朱善旂题铭，表明他于道光辛丑（1841）年重资从曹绍橚处购得此砚并珍藏。砚体一周摹刻六篇“石鼓文”。
砚盒制造亦考究，紫檀木质，形状亦仿石鼓。盒盖一周雕刻花卉纹饰，中间镶嵌白玉螭纹装饰。盒身一周刻程瑶田《石鼓砚记》及孙效曾题诗。
顾从义（1523—1588），字汝和，号研山，上海人。官中书舍人，大理寺评事。他学识渊博，工书法、善绘画。因得赐宫中之物石鼓砚石，即在其上摹刻石鼓文，便成今日所见之砚。为此砚作记、题诗的程瑶田（1725—1814）是清代著名学者、徽派朴学代表人物之一；孙效曾是清乾隆年间进士，善书法。这些题记、诗文更为此砚增加了文化意趣。 清 祺皇贵太妃之宝银玺
清宣统（1909-1911） 长12.7厘米 宽12.7厘米 高10厘米
银质，钮为一蹲曲的龙形，龙体刻画精细，龙形威武庄严。印面呈正方形，镌阳文满、汉两种文体的篆书“祺皇贵太妃之宝”七字。龙钮印是尊贵的象征，只有皇亲国戚才能使用，此印即是清朝皇族用印。
印文中所及祺皇贵太妃原本是清咸丰皇帝的端恪皇贵妃，佟佳氏，系满洲镶黄旗头等侍卫裕祥之女。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生，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三月二十五日，纳入宫中，侍奉咸丰帝。佟佳氏并非通过八旗选秀进入皇宫，而是直接由母家接入皇宫，在清朝可说是唯一的特例。端恪皇贵妃是咸丰皇帝所有后妃中最后去世的，是清朝唯一一位历经五朝的后妃，亦是定陵妃园寝最后一个入葬的妃嫔，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此印系清宣统皇帝为皇祖重制玉册，改镌玉宝时所制的银印。清王朝灭亡后，宣统皇帝溥仪曾在天津静园居留过一段时日，他带出宫中的各种文物很多都留在了天津，此方印也在其中。从印文和钮制看，这枚太妃印反映了清王朝的后妃用印制度，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是研究清朝历史的重要物证。此印是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唯一一方清朝后妃用印，它体积大，镌工细致，是非常难得的珍品。
战国 长于君相室鉨玉玺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长3.3厘米 宽3.3厘米 高1.1厘米
白玉质，覆斗钮。文字镌刻精美，为白文“长于君相室鉨”六字。此玺为一枚战国时期的官玺，长于君是人名，相室是职官名。人名与职官名连署，在古玺中非常少见，极为珍稀。周叔弢先生捐赠。 战国 楚王盦悍鼎
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 通高53厘米 口径45.5厘米 腹围148厘米
鼎，是殷周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地位最重要的器类，它既是炊器、盛食器，也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此外，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左传》宣公三年记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故事，表明鼎也被作为王权的象征。 天津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王鼎通高53厘米，口径45.5厘米，腹围148厘米。该鼎附耳，直腹，兽蹄形足，并附盖，盖上有环和三个变形的鸟状钮，***有铭文六十字，分布在鼎盖内、口沿、腹部等处。铭文记载了楚幽王为庆贺胜利用缴获的兵器铸成此鼎的经过并用于祭祀的史实。楚幽王，熊（写作盦）姓，名悍（即忎），公元前237—228年在位。 楚王鼎出土于安徽寿县朱家集（今属长丰县）李三孤堆。李三孤堆是传说中的楚王陵所在。1933年，安徽大水，李三孤堆坟茔被打开，出土文物中以青铜礼器居多。寿县铜器，是楚国器物的第一次大规模出土，震撼了中国文化界，同时也使各地文物商贩云集，地方官绅强取豪夺。当时的政府闻讯将缴获的七百余件文物封存于县教育局，后移交省图书馆，解放后入藏安徽省博物馆。另有一些文物流散各地，其中楚王鼎、豆、簋、勺、簠等十件铜器流至天津宝楚斋李氏，后入藏天津博物馆。
楚王鼎就是这批楚器中形体较大、铭文较多的一件重要文物，被誉为“南北楚器之冠”。同一形制、相同大小、铭文一样的楚王鼎同时铸造了两件，另一件保存在国家博物馆。
秦 旬邑权
秦（公元前221-前207）
高6.5厘米 口径8.3厘米 底径9.5厘米
八角棱体，正视截面呈梯形，中空，器顶口有一长方形横梁。横梁左右两侧有阳文篆书“旬邑”，权体八面有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诏书。诏书书体为小篆，古朴劲健，两诏铭文在秦权中较少见。
旬邑为地名，在陕西省。此权是秦始皇统一全国衡制，由政府颁发的标准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