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如何评价中国古代文化

黑格尔论中国文化（转)

文/赵敦华

黑格尔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黑格尔哲学虽然在中国广泛流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黑格尔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蔑视和攻击。黑格尔接受了启蒙学者关于人类历史起源于中国的历史观。他承认，中国所处的东方是人类历史的开端。但是，“开端”对于黑格尔来说没有任何优越性，相反，它象征着思想的贫乏和蒙昧。他用了比喻说：“历史是有一个决定性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也是在这里升起，散播一种更为高贵的光明。” “东方 / 西方”在这里象征着“物质 / 精神”、“外在 / 内在”、“黯淡 / 光明”。

“中国”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起着反衬西方文明的作用，没有中国的落后，也就显现不出黑格尔所处的西方文明的先进；反过来说，没有黑格尔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立场和观点，中国也不至于那样落后不堪。黑格尔按照他的评判模式，在他所了解的关于中国的材料中，解读出他所要看到的、一切低级、落后和愚昧的东西。如此解读是系统的，全方位的，举凡哲学、思维方式、语言、道德、政治、宗教等等方面，凡是他认为人类精神有进步的领域，都有“中国”阴影的反衬。

黑格尔认为，包括中国之内的东方“不属于哲学史”。但黑格尔不时用“中国哲学”这样的术语，那都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的，并不表明黑格尔真的承认中国哲学的存在。在他的视野里，“哲学应从希腊开始”。通过希腊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黑格尔否定中国哲学的存在。爱利亚派首先提出了“纯有”的范畴，是哲学史的开端；与此相反，中国哲学以“无”为开端，“那就连手都不用转了，因为在转手之前，无已经转为有了”。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无”是继“有”之后的一个范畴，是通过对“有”的否定而来的，如果认为“无” 在“有”之前，那就变成“表面的抽象游戏”。

在黑格尔之前，有人通过中西哲学的相似之处肯定中国哲学的存在和价值。黑格尔指责这种比较方式“纯属形式上观点”。比如，中国哲学以“一”为基础，与爱利亚派和斯宾诺莎以“一”为基础根本不同；中国哲学的象数与毕达哥拉斯以“数”为本源根本不同，不能把两者之间的差别看成是不重要，非本质的。

黑格尔对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哲学都持贬低态度。他说，孔子是“中国人的主要哲学家，但他的哲学也是抽象的”，“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王国”，当这种抽象的思想走向具体时，就成为“道德、治国之术、历史等，但这类的具体者本身并不是哲学性的”。至于道家，“‘道’只是普遍的抽象，恍惚不定”，是“原始的理性”；道家的“无”是“单纯的、自身同一的、无规定性的、抽象的统一”，没有超出抽象的开始阶段。

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反映了中国人 “普遍性抽象”的思维方式，“中国是停留在抽象里的”。按照黑格尔的哲学，“抽象”有“普遍”和“具体”两种，从“普遍的抽象”到“具体的抽象”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中国人的思维处于最初的“普遍性抽象”，这是把握外界事物的初级阶段的思想。阴阳的观念是“绝对的一元和二元的抽象思想”，是十分“肤浅” 的；“八卦”“从最抽象的范畴一下就过渡到最感性的范畴”，“没有人会有兴趣把这些东西当作思想观察来看待”；“五行”“只是符合一种外在的次序，并没有包含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还比如古希腊恩培多克勒的气、火、水、土的“四根说”。

在黑格尔看来，中国语言的落后反映了中国人缺乏精神、思想贫乏。他认为语言是“精神的特定存在”，“语言好像是思想的躯体”。一个民族的语言与它的精神和思想是一致的。他把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的区别看成是先进和落后的精神的区别。按照他的说法，在拼音文字中，一个名词由连续的语音表达出来，能够完整地表达一个独立概念，这是理智固有的最有价值的表现思想的方式。象形文字把名词分解成不同的图形，从而切断了名赐概念、语言和思想之间的连续性，把思想限制在图形的空间形式中，使精神丧失活力。他因此说，象形文字只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精神处于停滞状态的民族。

18世纪的一些启蒙学者在中国文化中最推崇的是中国伦理精神，黑格尔最着力反对的也是中国伦理精神。在他的眼里，中国的伦理道德甚至还没有被提升到“精神 ”的层次。“伦理”在黑格尔哲学中范围很广，不但包括道德，家庭、社会、国家、法律等，也属于“伦理”范畴。他对中国伦理的评价是：“凡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 黑格尔如是说的依据是，中国的伦理没有“主体性”因素，没有自由的精神。

“主体”和“自由”是黑格尔规定“精神”的两个核心概念。精神的首要特性是辩证的运动，而“主体”就是运动的主体。主体在运动中逐步地完善自身，同时实现精神的价值。主体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精神的价值，它就获得了多大程度的自由。主体首先转向自身，在自我意识中获得思想的自由；这种自由的自我意识即主体性。其次，主体在创造文化的历史中获得政治上、生活上的自由。最后，主体在认识绝对精神的艺术、宗教和哲学活动中获得完全的自由。黑格尔肯定西方文化的不同形态，如希腊哲学和艺术、希腊罗马宗教和犹太教、基督教和近代哲学都有不同程度的主体性和自由，它们构成了人类精神进步的环节。他否定中国伦理具有主体性和自由，无异于把中国伦理排斥在人类精神之外。

对于启蒙学者尊重的孔子及其学说，黑格尔投以鄙薄的态度。他说：“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但实际上，在孔子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孔子所讲的只是道德常识，“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儒家经典《论语》也没有多大价值。从内容上看，孔子要求臣对君、子对父以及兄弟之间尽义务，“这种义务的实际只是形式的，不是自由的内心的情感，不是主观的自由”。从表达形式上看，《论语》充满警句箴言，反复申述，“毫无出色之点”。黑格尔甚至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又说：“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中国的道德学说是为专制的政治服务的。在中国，只有皇帝一个人有自由，其他人一律没有自由，一切政令都出自皇帝，“臣民都被看作还处在幼稚的状态”。君臣关系是家庭的放大。“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有人格的个人，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

黑格尔还把中国的宗教与专制政治联系在一起考察。他说：“在中国，个人没有独立性，所以在宗教方面，他也是依赖的的，是依赖自然界的各种对象，其中最崇高的便是物质的上天。” 黑格尔把中国宗教当作自然宗教，即崇拜自然物的宗教，“天”是物质性的。他显然接受了龙华民的解释，而不同意莱布尼兹对中国宗教的理神论解释。黑格尔把中国的自然宗教称为“国家的宗教”，并说“这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因为“皇帝居最高的地位，是自然的主宰，举凡一切与自然力量有关联的事物，都是从他出发。”孔子的道德学说“与这种自然宗教相结合”。

黑格尔的体系有不少牵强附会、削足适履、生搬硬凑，甚至荒谬错乱之处，现在很少有人相信黑格尔的体系。但无论赞成他，还是反对他，人们都不能忽视黑格尔的辩证法。人们之所以不得不重视他的辩证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辩证法是用来论证历史进步观的，与“进步 / 落后”的二元对立密不可分。西方人看待文化历史现象，只要摆脱不了“进步 / 落后”两大阵营的对立，就无法摆脱论证历史进步观的辩证法。

黑格尔在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情况下，武断地大肆批评中国，错误百出，不堪一驳，现在的严肃学者不会在意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他的批评意见，不是因为它们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是因为它们的潜在影响。黑格尔的“中国落后论”和“历史进步论”是同一理论的反面和正面，“中国”是构成“先进 / 落后”对立阵营的一极。西方人看待中国的文化历史，只要摆脱不了“进步 / 落后”两大阵营的对立，就无法摆脱黑格尔的“中国落后论”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