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阳教在中国合法吗

郜永清与宋景诗一样，也是个宣传高手，并且比宋更为高明，他趁清军与太平军混战的时机，在金家楼建立了一座小的城堡（军事要塞或兵寨）公开宣称：“大劫将至，欲免者入吾寨。”虽然只这么一句简单的宣示，对那些仇恨官府又无出路的人民来说，却是一条通向理想之国的大好机会，于是，“信其为乐土，归之者如市”。也就是说，人民像赶大集一样地往金家楼城堡拥去。从宗教根源上看，离卦教名为道教体系，但又和佛教与摩尼教混合体的白莲教有***通之处，故而，清朝嘉庆时代后期将作为离卦教本源的八卦教与白莲教同归一类，称为“至白阳教即系白莲教与八卦之别名，最足为害”。如此定论，乃在于嘉庆十八年（1813）发生了天理教袭击紫禁城的重大政治事件。天理教的另一个名号就叫白阳教，而白阳教又通常被认为是八卦教的一个分支。尽管清朝中央政府在对民间秘密宗教的定性及概念使用方面，有失逻辑混乱，但是，以白阳教为代表的“末世论”，确实已成为底层社会人民摆脱腐败压抑所产生的精神苦难的一个宣泄口。这个教义称：人类是被一个称为“无生老母”的原始神创造出来的；有此创造，也得经历毁灭，即青阳、红阳、白阳三期；当今世界正处红阳末期，是为人类最大和最后一次劫难；劫难来临时，信徒们将会得到无生老母的拯救，而不信者将归于毁灭；在此劫难过后，将有弥勒佛降生尘世，建立一个人间天国，已获救的信徒将进入幸福美满的白阳劫期。可以想见，白阳劫期的“劫”与红阳劫期的“劫”，两者的含义完全不同了：前者是灾难，后者是幸福。结合基督教的末世论观点，再抄袭白阳教的一些教义，也宣称末世将现，洪秀全的点睛之笔就是将“白阳劫期”完全清晰化——我这里叫太平天国，就是一个世上的天国。洪秀全起事之前，“诡云病死七月而苏，能知未来事”。并借此人造奇迹倡言：“上帝召我，有大劫，惟拜上帝者可免死。”捻军系统早在咸丰三年（1853）就接受了太平军的领导，公开武装反清，何况刘玉渊又身兼捻军与离卦教的两重身份呢？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刘玉渊率黑、花、白三旗捻军到商丘给郜永清壮声威，两家合股进攻马牧集。清朝政府军会剿金家楼，未得实际战果，反而是捻军转而袭击河南更多地方。为了在河南发展势力，刘玉渊返回安徽纠集力量，再返商丘，在马牧集扎营，与郜永清的金家楼城堡互为奥援。政府军战斗力不及，改为用水源投毒的办法消耗刘玉渊部队的战斗力。一向凶狠的刘玉渊没了办法，只好退回安徽。刘玉渊退回的安徽涡阳并不是他的原籍而是第二故乡，他原籍是山东滕州，因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水患，兄弟四人南逃至安徽地面。由于身无分文又乏养家之技，只好栖身桥洞栖身，更严重的时候只有在河岸上挖个洞临时居住。向人乞讨之时的屈辱，更让他们体验到人生的残酷。后来，刘氏兄弟跑到义门集码头，靠帮人扛脚力，才得到糊口的收入。由于残酷的生活经历，兄弟四人不但紧紧抓住每一次可能机会，而且聪明的刘玉渊还找到了宗教信仰。刘氏兄弟在世俗混成了“腿子头”，即搬运工的头领，这也为日后的捻军组织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刘玉渊成了郜永清的离卦教的信徒，把师父的末世情结传给他的捻内的弟兄。像刘玉渊这样“穷疯了”而造反（实以抢掠为主）的人，在当时实在不少，但是能干到领袖级别的却不多。在捻军重要领袖人物三十人中，无地及赤贫者仅有八人。干到一级领袖总旗主的，一个没有，大多为旗主级二级领袖，乃至趟主级的三级领袖。（详见附录二“捻军主要领袖人物起事前社会地位表”）与他起事前在社会上混得差不多少的，还有后来同在黑旗系的邓作仁与倪中平。邓倪二人作为好友，“同穿一条裤”。也就是说，两个人谁要到人前街面上去办事、行走，就穿那条***有的裤子，另一个只好光着腚、待在洞穴里。倪中平有没有家，无史料证明，但邓作仁也如刘玉渊一样在河岸上挖了洞口穴居是确凿之事。所以，作为集市混混的邓倪二人在起事后，很默契地成了该旗的正副旗主，而无权力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