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胡斌案就不能判成死刑呢？

殷商的时候，有一个叫武吉的樵夫挑着一担柴禾准备到西岐卖，在路上看到坐在渭水边的姜子牙在用直钩针钓鱼，玩他那所谓“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的游戏，忍不住调笑了子牙一番。子牙也没好气，白了他一眼说：“你还有心情嘲笑我？我看你印堂发暗，你就要打人命官司啦。”二人不欢而散。正巧武吉进西岐城门时，一不注意，扁担尖戳到了一守门士兵的太阳穴上，致使门军当场死亡。其它士兵一拥而上，画地为牢，把武吉关了起来，并报告了当时的西伯侯，未来的周文王姬昌。据说西伯侯的八卦算得精，从来不怕犯人逃走，所以只要画个圈就算是监狱了。 西伯侯审案，不论客观原因，不论故意还是过失，不论用什么凶器，只遵循“杀人者偿命”这一条，只要确认人是死在他手，就必须处死，哪怕武吉和门军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更没有飙车，罪行比胡斌轻得多，纯属意外，但也必须为门军偿命。胡斌要是活在圣明的西伯侯周文王的时代，早就被判处死刑斩立决了，哪里还能象今天一样找替身狡辩？武吉无话可说，只提出一个要求，想晚死几天，让他回家给老娘道个别。西伯侯十分放心地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不怕他不回来，因为相信自己的八卦能随时算出他的去向。可是武吉心里有另外的想法，他觉得钓鱼的子牙既然能预言自己的灾祸，一定是高人，于是半路跑回子牙那里，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请求原谅，要子牙帮他想法不死。子牙无奈，只好帮他做了场法事，然后叫他躲起来不必再去受刑了。过了好些天，武吉也没回来。西伯侯身边的人说武吉肯定是畏罪潜逃了，西伯侯自己袖占一卦，卦象显示武吉并非畏罪潜逃，而是畏罪跳崖自杀了，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事情过了段时间，武吉觉得风声已过，于是又跑出来活动。不料很倒霉，竟然在路上遇见了西伯侯，急忙抽身回避，却已被西伯侯看见。西伯侯发现路边有个人神色慌张，鬼鬼祟祟，见了自己就跑，一定不是好人，吩咐左右将其抓来，仔细一看，方想起他就是武吉。顿时羞得面红耳赤，觉得自己一直很自信的八卦原来这么不准，哪里还值得流传后世呢？简直威信扫地，在下属面前丢尽了脸，准备今后再不使用。问清了来龙去脉，才知道是姜子牙捣的鬼。认为子牙正是自己要找到高人，才有了亲赴渭水请子牙出山辅佐，建立周朝的故事。 这么看来，我们中国古代的法律和今天这种从西方传来法律有很大的不同，规范得相当地笼统，杀人罪就指的是致人于死，而无论其它原由。当年刘邦攻下咸阳推翻秦朝后，为了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约法三章，其中之一就是“杀人者死”，而不管是什么原因，杜绝了奸人狡辩的机会，有力地维护社会秩序。 韩非子也说：“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明主之法必详尽事详尽事，智者之所难也，前言而责后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虑愚者之所易，以责智者之所难，故智虑力劳不用而国治也。”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著作写得太简单了，就会使弟子们争论不休，相反，法律制订得简单扼要，百姓的争论就会少而且容易解决，君王的法令如果想定得详细到包括各种事情，即使竭尽思虑，费尽心机也是难以做到的，而如果按照简略的法律来管理国家，即使是很笨的国君也会管理。那么圣明的君王去采用连笨人都可以做到的办法来治理国家，不用有智慧的人也难以做到的办法去治理，国家也就能被治理了。” 有的人会说，杀人的情况有轻有重，怎么能都判死刑呢？要都判死刑，容易轻罪重判，象胡斌这样的案子，并非是蓄意杀人，是飙车时过失杀人，判死刑是不是太重了？这似乎对胡斌不公平，法律应该体现宽厚，应该对胡斌宽容，要从挽救出发，应该只算“交通肇事罪”，判三年就够了。 而韩非子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就是说：“严刑重罚是百姓不喜欢的，但却是国家能够得以治理的办法。怜爱百姓是百姓喜欢的，却是国家危难的原因。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一定违逆世俗而顺应道理。只有严刑才能使百姓畏惧，圣明的君主用其畏惧的来禁止奸邪，国家就不会乱。用仁爱来管理百姓那是没用的，只有严刑重罚才能治国。要没有威严，就是尧舜重生也没办法治国。” 事实上确实如此，如果判胡斌是杀人罪，用他的命去偿还受害人的命，则以后谁也不敢随便在喧闹的大街上去赛车，一旦撞死了人，自己也得死，可能从此再也不会发生类似在喧闹大街上旁若无人的飙车现象，以后再也没有因为飙车而被撞死的人了。而象现在的所谓判罚，只判三年，将根本无力震慑胡斌这种玩世不恭的人继续玩车，这些人一看，惩罚这么轻，不必偿命，只需要判三年，或者多罚点钱就能了事，就更不会当回事情了。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多得是，我有个远亲就是这样的人，他不知做了什么生意发了财，买了好几辆车，抑制不住暴富后的激动心情，经常酒后飙车，别人劝他，他却无所谓：“撞死人算什么？撞死个农民也就赔两万。”至今仍然我行我素。以后诸位要在马路上被他撞死，可就真的算倒霉了。 对胡斌一人宽厚了，对以后象他这样潜在的马路杀手来说也宽厚了，而对以后潜在的千千万万象谭卓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宽厚可言呢？只能说制造并纵容了更多的马路杀手和视马路为赛道的张狂人士，侵犯了守法公民的利益，让守法公民时刻处在危险之中，极不公平。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治理得好？这种从西方传来的法律体系，和几千年来我国先贤行之有效的法律思想治国理念大相径庭，貌似仁爱，看似理性，骗取了愚民们的好感。实际包庇罪恶，假仁假义，危害无穷，愚民们以为“先进”，可最后倒霉的还是愚民们自己。 从西方传来的现行法律与中国古代的法律相比，看似先进了进步了，实际是一种大倒退。比如人们把杀人这一个罪，分解成很多罪，把简单问题搞得复杂的不行。有的以凶器来分，似乎只有用刀用枪杀人的才算杀人罪，用汽车杀人的则算交通肇事罪。有的以行为对象来分，针对特定对象杀人的，才算杀人罪，针对不特定对象杀人的，只算危害公***安全罪。有的按照动机来分，故意杀人的算故意杀人罪，过失的算过失杀人罪。反正想尽办法寻找客观理由，以减轻罪责。正因为法律这么细分，被弄得繁琐不堪，才会有这么多相互矛盾相互不能衔接的地方，反而给执法者造成极大的困扰和难度，而杀人者却多了为自己狡辩和利用的空间，想尽办法让律师往轻罪上靠，巧言令色，以逃避或减轻惩罚。 而如果坚持杀人者必偿命，判胡斌死刑，教育后人。让奸人打消掉可以通过诡辩免除处罚的幻想，自然人人不敢再打用“法律来对付法律”主意，人人都谨小慎微，老老实实，战战兢兢，还会有谁敢这么去飙车呢？ “法省而民讼简”，法繁而民讼滥。此理不谬也。因此我建议应该判胡斌杀人罪名成立，没有那么多废话，判处死刑，立即执行！